毛泽东在“文革”中

人们不会忘记，1966年5月，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骤然狂飙从天而落，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般投向毫无精神准备的人们当中：

在中共内部，5月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即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暗暗吃惊的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四人“反党错误”的决定。加之那个危言耸听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更给这次会议罩上了一层离奇、恐怖的气氛。

5月10日，那位在半年前突然从距北京千里之遥的东南一隅抛出“秘密武器”（即对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大兴问罪之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又从老地方向北京射出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鉴于前番“经验”，全国报纸一律奉命转载，不敢有误。

5月25日，五四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篇大字报，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校园内外一时舆论大哗，人们惊异、困惑、茫然……

5月28日，根据《五一六通知》决定，党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群惯于躲在幕后活动的人物开始登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当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一再发自内心地“紧跟”、“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巨大灾难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悄悄降落在他们头上；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以后，他们在无数次大小批判会上按照“上面”的口径大加声讨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的第一桩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