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

1966年1月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以及同年2月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也一致强调：“对于学术上、艺术上的问题，应该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鼓励展开讨论，辨明是非。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毒草必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方法进行斗争，以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与此同时，彭真还几次就吴晗的问题当面向毛泽东做解释，据理力争。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中央集体的努力不仅一再被搁置，而且还屡遭批驳，不能实行。同年4月16日，《北京日报》被迫登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线》、《北京日报》编者按。4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又做出决定，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积极参加对《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等的批判，把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为保护吴晗，在此之前，北京市委已由万里出面，让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以换换环境，减少压力。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江青一伙给“三家村”既定的厄运了。

欲加之罪

这一年的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登出两篇文章，即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对“三家村”穷追不舍，上纲上线，调门甚高。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最早的两张大字报。高炬的文章这样写道：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