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

但是，以上这些不过是“三家村”劫难的前兆。“三家村”的主人做梦也不曾想到，一场更大的阴谋此时正悄悄筹划着。

早在1962年，江青就自恃其特殊身份，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却不料受到冷落。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企图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再次遭到拒绝。于是，江青不得不把赌注下到上海，并选中姚文元执笔。

1965年初，姚文元炮制出批《海瑞罢官》一文的初稿，经张春桥亲自修改后密送北京。为此，江青还特别规定该文章“不叫周恩来看”。

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打响了震撼全国的这场历史大冤案的头一炮。

在这篇奇文中，姚文元根据《海瑞罢官》里“退田”、“平冤狱”的主要剧情，在“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之后，下出这样的结论，成为该文画龙点睛之笔：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一个毫不出名的姚文元，竟不容分说地给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做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政治性结论，这不能不使祸从天降的吴晗隐隐感到，事情已“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如前所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正是于1961年前后问世的，按姚文元“阶级分析的观点”，“三家村”也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在这场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的围剿进入社会之前，已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激起阵阵波澜。

当姚文元文章正在秘密炮制时，周恩来曾看到载有这一问题讨论的《文汇情况》。一次散会后，周恩来马上安慰吴晗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后马上写了报告，说明《海瑞罢官》写作的过程和用意。

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时，周恩来、彭真亲自审定了编者按，提出要对此学术问题“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并重申了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对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