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海伦重返中国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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