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与朱德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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