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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妇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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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健美
编辑：
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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