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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人拍摄的毛泽东与江青
“延安是我的地盘”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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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健美
编辑：
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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