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小平心疼。

邓小平接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8000人。全国范围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邓小平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小平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不少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比较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他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缺少时代气息，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小平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实际上，邓小平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小平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但反复强调马列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习惯的那套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相当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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