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

1966年5月底，长期在广西参加四清运动的父亲回到北京，这时国内政治生活已发生令人惊异的变化，到处在开展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揭批活动，而且很突然、很神秘，连父亲这样位居高职的干部，不仅没有参加有关会议，连消息都是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听说。

与党内神秘斗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上不受党团组织领导的自发群众运动，也广泛兴起。对父亲来说，党内突然出现这样多反党集团人物，同样是新问题，不可理解。父亲一生搞群众运动，造反，推翻反动政权，这些革命时期的规律，深刻影响着他。他生前多次向子女讲人民群众是英雄的道理，并以自身的历程说明，个人再有本领也不行，只有靠阶级的整体行动、靠党。因此，父亲在“文革”初期对群众性的造反活动并无反感。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对社会上流行的如“造反有理”一类口号曾表示赞同，一度认为“文革”这种形式是毛主席群众运动的体现，但当“文革”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搞打砸抢，特别是当“农大东方红”中一些人两次冲击他的办公室，抢劫中央文件，农口某群众组织将他骗出，甚至绑架到批判会上对他拳脚相加后，父亲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改变。一提这些事，他就愤然斥之为“什么造反派！”并严禁我们参与这类造反活动。父亲曾向我们说，这种靠学生发动的运动，最后要靠工人来收场，表示对这种搞法的不满。

父亲历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即使在工作和是非上受到委屈，自己一时难以申辩，他也严于律己，服从组织，忍辱负重，勇于自我批评。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常对同事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不要把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在工作上可以红脸，个人面子上不要计较。”所以，父亲凡是受到组织上批评时，是能够自我批评的。但到了“文革”中，父亲这种自我批评也难过关了。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会上，父亲与许多老同志一道受到人身侮辱和毫不讲理的围攻。父亲愤怒至极。他在一个长时间里，不仅拒不检查，而且对重新翻出那些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批评据理力争，逐一做了解释。“四人帮”们更为不满，对他滥施淫威，指责父亲是“放毒”，是顽固透顶的“老机”(老右倾机会主义)。

父亲入党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不允许人说话、蛮不讲理的中央全会。他内心十分气愤、压抑，回到家曾当着我们子女的面大骂这些人“狗屁不懂”(过去他从不在子女面前谈党内的事)。父亲十分伤感，因为无端指责他的人中除有王洪文这类坏人外，也有一些老干部，甚至还有自己过去的部属和关系很好的老同志。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在这种心境下，他绝不可能再作检讨。在十二中全会上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这对所有人、尤其是对我们全家都是巨大压力。当时已有例在先，陈少敏在全会上因对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有意见，讨论中一直不发言，致使会议拖延不散。有一次，她因年老体弱在桌上趴着，便被康生点名是打瞌睡，反对中央决议。很显然，如果父亲没有个交待，那是不能过关的。我们子女看到这个局面，就力劝父亲再违心也要有个检查。结果引起父亲生气，他恼怒地当我们的面将睡帽摔在地上。然而大势所趋，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个人确实难以改变局势。事后，父亲终于同意我们子女代写一个检查。一场政治风波避免了，父亲的检查交上第三天，全会就结束了。所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最后一天会上对父亲还讲了好话，他在讲到全会批评老同志时，突然说：“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指父亲)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