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父亲因在主持中南局工作中成绩卓越，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当时与父亲一同进京的还有东北、西南、华东、华北等地区的负责人。听一些革命前辈说，父亲调中央工作，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即西南局邓小平，东北局高岗，华东局饶漱石，中南局邓子恢，华北局薄一波等五大中央局书记调京。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叔叔因1950年已率志愿军抗美援朝，故不在此列。领先的是邓小平叔叔，他较其他几位书记早些调到中央工作。五大书记被看作是政治明星，因而，当时报刊对他们宣传也较多。

有一些报刊杂志，经常介绍父亲在闽西和新四军中斗争的事迹。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回忆录数篇，并收入《红旗飘飘》丛书，在全国范围影响很大。50年代初，应苏联大百科全书要求，胡乔木叔叔还曾为该书撰写了中国人物辞条，在父亲的条文中称之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1953年中央为八大拟定中央领导机构方案中，父亲等作为大区的第一书记或实际主持人，曾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这些安排，后因党内局势变动虽未全部变为现实，但可以看出，父亲的政绩是得到中央肯定和较高评价的。

1953年底，党内发生高岗、饶漱石问题。父亲在中南局时，曾在工会工作的地位问题上与高岗有过争论，到中央后，父亲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与高有些来往。但父亲对高岗非组织的、无原则活动是反对的。因为父亲是一方根据地创建人，高岗在党内拉帮结派时，也曾找过父亲。记得父亲告诉我们，高岗在一次乘船游湖时，对他说：“我们的总理选人不当，应该由林彪担任。”父亲听后当场指出，这样议论中央领导人不便。他不愿与高同流，随后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反映，并参加了后来对高岗问题的揭发，这就是父亲在高岗分裂党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1953年到1972年，是父亲工作最艰难和挫折最大的时期，他在逆境中度过了晚年。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0年，他先后受到三次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两次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二次被长时期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的调门则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刮“单干风”的高度。这是第三次受批判，而且又是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72年父亲去世，他始终处在挨批判的“老右倾”位置上。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父亲不再任国务院副总理，被选任为政协副主席，父亲对我们说，他在那一年“退休了”。这种“退休”，实际上是剥夺了父亲参与党政工作的权利。此后，父亲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便很少被提及。但是由于父亲那些被批判的“右倾”主张和思想，是符合经济规律和顺乎人民意愿的，加之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始终为之而孜孜探索，并用可能的方式去抗争，甚至做出了牺牲，因此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受到广泛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