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左”倾的立三路线统治党中央。当时，任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主席的父亲，不同意执行集中闽西地方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要求，便被斥为“右倾”而罢官，调到闽东白区工作。立三路线纠正后，父亲才被重新起用。1931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财政部长一职被缺席任命给他。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们，这是毛泽东提名的。因为1929年毛泽东与父亲在闽西交往，相处很深，毛泽东对他的理财能力颇为赏识，故建议任命他担任财政部长。此时父亲还在闽西农村当省委巡视员，瑞金的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命。直到1932年冬，红一军团打下漳州后，在那里的父亲才重又见到毛泽东。毛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找了你好久啊!”这样，父亲才到瑞金就职，接着又给他加了国民经济部长和土地部代部长两个职务。

这时，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左”倾路线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实行“竭泽而渔”、不顾民力的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父亲因不同意这种政策，贯彻不坚决，又被斥为思想右倾，由财政部长降为副职。这种处理与当时在福建进行的反“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反“邓毛谢古”是一致的，同样都受王明路线在中央局反对毛泽东右倾这一斗争的影响。像父亲这样从闽西斗争中崛起的地方领袖，与毛泽东一样都列入了所谓“狭隘经验论”范围，而加以打击。以至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时，父亲和亲密战友张鼎丞等地方领袖，都留瑞金，在苏区“坚持原地斗争”。政治上的过分斗争和组织上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使父亲思想压力很大。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接到中央要求红军分散游击的命令，才允许父亲回闽西家乡参加斗争。

父亲是在中央苏区被进行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部，瑞金临近陷落时，经陈毅建议，项英批准，由一个排的赤卫队员护送回闽西的。途中在长汀水口遭大队民团堵截包围，同行的瞿秋白等被捕，何叔衡遇难。只有父亲凭着壮年体健，与通讯员拼死跳崖才冲出包围。他身上背的毛毯被子弹穿透好几处，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回到了永定，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等会合。他背负着党内“无情打击”和不信任的委屈，面对着敌强我弱、苏区全部沦陷、空前白色恐怖的绝境，与家乡人民一起，振作精神，挑起了领导闽西游击战争的重担。他与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红军游击队承受了艰难困苦，坚持顽强斗争，而且达3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闽西的红军部队不仅未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毛主席曾感叹地对父亲说：你们三年游击战争，比我们长征要艰苦多了！

1938年3月，父亲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了皖南。父亲生前对我们讲，当时刚从延安回来的项英，曾转达了毛泽东捎给父亲的话。说中央苏区过去对父亲的批评是错的，既然已安排了工作(新四军任职)，都不要介意了。并说将来要对闽西问题有个决议。这番话，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解脱和安慰，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历史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父亲生前每讲起这件事，总是神采奕奕、充满感情。事实上，党中央这种公正对待干部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父亲在此后曾以出色的工作证明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托付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