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国焘被罗明那兹派往南昌，去宣布共产国际的来电和会议的决定、劝解和阻止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他遭到了一片反对之声。后来走上叛党道路的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叙述了这一情况：

27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我很快找到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告诉他们26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他说：“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

30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等人举行会议，报告26日汉口中央常委会议的决议。……我的话刚讲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新讨论？其他同志也与李立三持同一态度。……周恩来愤怒地说：“（26日汉口会议）这个意思和当时中央派我来南昌的决定不相吻合嘛，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我的回忆》写于作者叛党之后，其立场观点已站到了党的对立面，书中不乏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但正如出版者在出版说明中所说的，该书仍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尤其是关于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详细阐述。

而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发怒则是十分罕见的事。他这次提出辞职是基于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又一次瞎指挥和明显是阻止态度的义愤。在大革命中，他已深深感受共产国际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许多消极影响，为了南昌起义能按时按计划发动，他终于拍案而起。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核心人物，没有他和绝大多数同志的坚持，听任共产国际的，就不会有南昌起义的发动。

（作者为中共漳州市委党校教授 来源：《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