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朱枫与女儿摄于金华旅馆

在舟山被捕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在她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的多名负责人突然被捕，总负责人蔡孝干在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了400多名同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台湾的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

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台湾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

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阅读书报材料，才知道的。

50年代的时候，我只知道母亲牺牲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悲痛，但并不意外，因为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她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

直到2002年，才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并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

也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我结识了秦风先生。我托他代为寻找母亲的遗骸，他非常热心，前前后后来我家几次，带了记者来录影、拍照，自掏腰包帮我在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登寻人广告，我没有给过他一文钱。

前后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淡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

我只是常常想起母亲。那位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受过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

母亲是富家女，却没有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母亲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变卖了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无铺无座，海风一吹，冻得发抖。母亲马上跑到 卫生间，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

母亲牺牲40周年之时，我见到了当年的这位同志，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