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后，吕海寰在津沪当寓公，与张勋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来，辫帅“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把张勋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辫帅之死的孤鸿悲雁们的共同文化心态，这不仅仅因为张勋与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简单附会，而是他们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具有共同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情怀。绍英的悼词也许更能说明这种文化内涵：“宿望重兼圻，峻节不随风会转；孤忠依故国，大星竟陨海天寒。”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向人们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学习冯道当数朝元老荣极终身不容易，因为做人的灵活性圆滑得令人猥琐，而立朝为政的原则性差得叫人心寒，为世人所不齿。但当一般随风会转的现实人物并不难，而且这一部分人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占多数，难就难在要做到“峻节不随风会转”的孤臣孽子，必须经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远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对于那些从清朝旧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民国权贵，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忌讳与张辫帅挂上钩、沾上边，因为辫帅复辟几乎置民国于覆灭，是民国共和的罪人，谁愿掉进这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然而，我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我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满清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

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先说陆宗舆，在清末已跻身于外交的职业官僚，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爱国学生痛斥的汉奸，他对辫帅不乏好感：“公如信国后身，当为乾坤留浩气；我亦贞元朝士，敢将成败论英雄。”民国官僚自诩“贞元朝士”，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同是民国总理，熊希龄也是来自满清旧官僚阵营中的人物，他对张辫帅又有更多的谅解：“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他看到社会变迁中人性共同追求的不变的“大本”和“宗旨”，而这正是历史评价人的最残酷的也是最永恒的道德标准。

就旁观者来看，辫帅之死，显然使人们极为容易联想到民国与清王朝的对比。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局，挂的是共和的羊头，卖的军阀独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丑恶比比皆是。想想有一个皇帝撑着天下的好处，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荡“皇恩”，在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兴许对王权时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恋与怀旧。王雨辰的挽联在一定意义上就刻画了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期存在于民众中间的矛盾心理：“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当然，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都不过是一个个小块垒而已，承载着有限的贡献，要想阻挡前进的步伐，也是螳臂挡车，高估了个人的能量。

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胡与刘廷琛不仅在晚清同为京官的乡谊旧好，而且还是儿女亲家，他在辫帅死前一年先去世，辫帅送了一幅挽联给这位乡邑旧交：“忆见交在徐兖之间，伤哉十年真长别；虽一去为朝野所惜，自足千秋有立言。”假如胡思敬死在辫帅之后，他的悼亡诗又会抒发什么样的悲哀呢？

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张勋不以为然，反而回信责其“山林载笔宜慎”，并“以复辟之役，力薄任重，引咎自责”。杨增荦也是晚清一位京官下僚，清亡后回到老家江西新建赋闲，张勋之死，他送的挽诗也表达了江西遗老们的内心共鸣：“吾赣节义邦，所传多文士。直到有明季，觥觥说刘李。如公任綦重，又非二君比”。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叶客死他乡，万“参谋长”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满洲帝国”，更多遗老的则是蛰伏山林，忧忧以终。

张勋之死，使不同身份的人们体会到自己不同的人生境况，顾影自怜，难免要借题发挥一通，形成一股与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说它是复辟逆流，显然有棒呵之嫌，“擎天柱”辫帅之死已将遗老遗少们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都彻底破灭，只有郑孝胥那一小撮没有赶上丁巳复辟头筹的遗老，还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多的人们也许从愚忠愚孝的辫帅身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属于新锐派人物的刘景山、马寅初给辫帅送了一幅短短的挽联：“天不遗一老，名目足千秋。”什么“名目”能够千秋永恒？就是为人处世坚贞不二的原则立场，这是立身之根本。早在辛亥起义时，阎锡山为殉清的山西巡抚陆钟奇父子厚葬，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镇德)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沈云龙《近代史事与人物.陆钟奇父子同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