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绝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

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这一点江青当时就发现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敬畏与疏离“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被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这使得叶得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敬。“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违心的话”和“违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第三是怨。从19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的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其“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获得左右政局的权力，就没有后来参与结束“文革”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于毛，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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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弯刀的一个雅称，宋代辛弃疾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名句。

196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叶剑英写了《重读〈论持久战〉》七律一首，其中有“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的诗句，以此来歌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