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港台两地电视台中，传讯电视外驻海外的记者最多，分布也最广。邓去世的消息播出后，传讯电视派驻北京、香港、台北、东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的记者都已接获通知，纷纷出动采访，充分发挥了“全球华人新闻网络”的优势和特色。驻法国巴黎的记者陈力川和香港负责协调全球采访的许方辉那时正好在莫斯科采访，驻东京记者葛朔然已经签约尚未正式上班，也都立即开始采访。这样，二十日早上其他电视台还在播送邓去世的消息及北京官方文告时，“中天”已开始报道世界主要国家及各地华人社会的最初反应。

卫星电视可以说是无远弗届，“中天”播出邓去世的消息后，首先在北美和西欧引起反响，因为那里正好是白天。好几位香港朋友都说，那天半夜被来自大洋彼岸的长途电话吵醒，都是传媒要他们谈对邓后的看法，他们方才知道邓已去世。当时香港的“中天”编辑部和各地分部内更是电话铃声大作，西方主要新闻机构同时都来求证，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有一种“唤醒世界”的奇特感觉。一个人在他全部新闻工作生涯中能有一次这样的感觉，付出再多辛劳也都值得。

事后，香港和台湾都有评论人士说，这次邓小平去世后才过六个多小时北京就向世界宣布，与毛泽东、陈云去世时相比，动作出奇迅速，很可能是给“中天”的报道逼出来的。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那天晚上“中天”频道虽抢了第一，但如果我们不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其他传媒报道。北京动作迅速很可能是迫于国际新闻竞争的压力，知道这样的大事不可能长时间不为海外传媒所悉。

台湾、日本、新加坡的被动

要说“中天”报道的作用，也许就像是催化剂，使混沌局面很快就明朗化。香港报纸本来都已进入开机带印的最后阶段，知悉“中天”报道后纷纷作出应变，如果再晚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中天”抢先报道对当天股市有何影响，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如果那天再晚几小时报道，距离中港台股市开盘时间就会很近，投资者同时接获消息后都来不及仔细考虑，第一反应一定是抛货，必然形成市场中的恐慌。现在则有七、八个小时的缓冲，投资者在半夜或清晨先后得知这一讯息，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冷静思考，作出较为理智的决定。此日中港台股市全面报升，令不少金融分析人士跌破眼镜，其中也包括于品海。那天早上我们“唤醒世界”大功告成，分手前我同他对股市可能出现的走势作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惜我没有赶去入市，只是回家去翻看一大堆刚买的日报。

这场邓去世的新闻战中，香港传媒的表现明显胜过台湾，可见香港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方面仍具优势。以电视为例，传讯电视主要观众虽在台湾，总部则在香港，香港的无线电视，则是世界上第三个播出这一消息的电视台，而且最先报道了邓去世的确切时间。亚洲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以及香港各家电台也都在北京正式宣布前后迅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全面报道。

台湾电视台中，TVBS虽然也是全天候新闻频道，但要到清晨二点五十分才用打字幕的方式首次报道登去世消息。至于台湾的三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和华视，统称三台），则要到早上六、七点钟才开始报道，比香港同类电视台迟了三、四个小时。其中最早获得有关消息的中视，也是靠驻香港的记者李锦华通报“中天”已经播出，那时是午夜二点。一些台湾有线电视频道则迟至中午新闻时才报道。

更为不幸的是，邓小平去世那天，台湾所有电视台都没有记者在北京，失了先机，被迫向香港的同行借调画面。有趣的是，三台早上的新闻都用了美国ABC电视画面，而ABC用的又是“中天”画面，主播是原华视的陈若华。这么一来，就闹出陈若华“重返三台”的怪事。胜负见分晓后，“中天”台北分部负责人陈浩对台湾同行说：“这次也该轮道我们“胡”一把了。”

报纸方面，陈浩那天晚上在“中天”播出后就打电话给《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主要报章通风报信，但那几大报的负责人仍然半信半疑。相比之下，香港各报在“中天”报道后对邓已去世几乎不再存疑。至多只是等北京官方宣布，这也是港、台两地对中国大陆新闻判断的落差。《中时》和《联合》等报后来还能及时抽调版面，全面加以报道，而《自立早报》、《民众日报》等七家台湾报纸都漏掉了这一重大新闻，全无反应。《自立早报》的一些记者当晚听到“中天”的报道后立即通知报社，并有人赶回编辑部，但排版、植字人员都已下班，负责人无力应变，事后追悔莫及，且又引发高层人事风波。香港则没有一家报纸漏报邓去世的新闻。

日本与北京有一小时的时差，那天只有《朝日新闻》一家抓住了邓去世的消息，犹豫中在大标题后面打了个问号。新加坡与北京没有时差，但却迟了一天才刊登相关报道。《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把邓家附近“有异动”的稿件传到新加坡总社时，仍认为“没有确实的资料，我不能明确报道”，等到北京官方公布消息，新加坡方面已来不及改版了。

香港各日报虽然都能及时改版，但毕竟不能拖延太久付印。除了即时更换头版的内容外，其余只能靠“预制”好的版面了，多家日报连社论都来不及赶写。几乎香港所有报章都早就为邓去世预先制作好几个版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一下，内容主要是邓的一生功过、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以及家庭成员等等，基本上是资料的综合。因此，二十日香港各日报的内容颇为相近，只有《苹果日报》多了一项大陆的民意调查，但那也是早些日子“预制”，并非邓去世后即时进行的。

比较特别的是《信报》。它本来也同其他报纸一样预作了几个版面，不料紧急关头竟在电脑中失踪；原负责制作的副总编辑张宽义已于两年前去世。结果《信报》只能临时重起炉灶，改以社论和最新的新闻报道为重头戏，反倒显得与众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邓去世的消息还经由两个新的渠道传播开来：电脑网络和传呼机。据台湾报章报道，二十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台湾学术网络BBS实验站的一个网友首先在网上报告说：“刚才看中天新闻，证实老邓已于昨晚九点多死了。”二点十分，又有人在网上报告说：“CNN也报了这个消息。”接着，有关消息越来越频密，网上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五时左右，香港网友报告说，从《苹果日报》的网页中看到了有关新闻及照片。伦敦的网友则形容说：“今天晚上（英国时间）打开收音机，每一台都可以听到邓小平过世的消息。从没有看过英国的电视台花那么多时间在同一新闻上，好象是女王（死了）！”

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理系助理教授苏论机的一项调查，邓去世消息的传播在香港主要靠五个途径。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最早从电视中知悉，百分之二十四则由电台。另有百分之十六从传呼机得知，这个比例超过了阅读报纸才知的百分之十三和经由亲友、同学、同事告知的百分之九。可见，在重大突发新闻的传播中，传呼机已开始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拥有传呼机的香港人中，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通过传呼台发布的简讯而得知的，超过电视和电台，而且他们得知的平均时间也都早于没有传呼机的人。

三月二十日，也就是中天频道“唤醒世界”之后正好一个月，传讯电视管理权易手。参与那天晚上新闻作业的同事中，已有多位离开，我也在其中。我首次涉足电视新闻行业前后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却经历了这样一件大事，而且能和“中天”的同事一起在中文电子媒体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刻印，这是我的幸运。最后我想重复一句：我们没有输给CNN或NHK。中国人社会中的大事，本来就应该由中国人首先报道。

（编者对曹先生原稿做了少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