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保留着人治色彩。邓小平虽然多年前就已退隐幕後，但他的生死对中国政局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及影响力。而且，北京当局至今仍把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视为国家机密，海外传媒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确切消息。另一方面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邓去世后台湾情报机构官员就透露，过去十年他们收到关于邓去世的传闻不下两千宗！

小道消息与正确报道的分辨

这类小道消息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来源。一是与北京高层官员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通过某些非正式渠道获知高层圈子中的传言，再加盐加醋流传出去。一是某些政治力量出于特定目的传播以至“自创”这类小道消息。

近数年由于中国大陆股市发展以及深沪、港、台三地股市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小道消息越来越具有金融投机的色彩，有关邓去世的传闻更成为股市炒作的经营性题材。

追踪过去几年有关讯息的传播过程，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一些中国大陆流传的小道消息，不过是较早时期的同样传闻传到海外后又“出口转内销”。这就像石块丢进水池激起水波，又反射回来，相互交错，越来越紊乱。

大道消息稀少，小道消息杂芜，令海外传媒对中国政局报道难上加难。邓去世之后听到不少同行说，他们十九日晚上也都得到相同的消息，有的还比我们更早。实际上，那天晚上有关消息传播速度极快，有位去大陆西南省份采访的香港记者当晚十点左右就接到日本同行从东京打去的查证电话。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八点多就得到邓“已经回不来”的风声，但查来查去仍“无法确定”。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十时以后世界各地起码有成千上万的记者及外交官、情报官都竭尽全力查证这一消息，结果都和吴丽英女士差不多：“无法确定”。

这几年邓去世的谣言一传再传，已经造成“狼来了”的效应；十九日晚上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得到消息，而是如何查明其真伪，如何判断这次消息与过去一周及过去数年的类似传闻全然不同，如何知道这次“狼”真的来了。二月中旬，香港传媒中最早报道邓病危的是《苹果日报》，但如果它对自己报道过的东西确定无疑，就不会在邓去世前一天却把派往北京的“等死队”撤回香港。

不止一家香港传媒派“等死队”常驻北京，人员不断换班。这种方法落本很重，效果则不一定明显。在现代高科技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远近的概念大不同于以往；只要有人脉，在北京市内打电话同在北京、香港之间打电话已差不多同样方便。

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靠得住的消息来源。所谓靠得住，首先是对方确有可能从较直接的渠道得到这类消息，而不是翻炒别处得来的三手、四手小道消息：其次是对方应无其他政治目的或投机炒作的动机，更不是为了将消息卖钱。

北京官方对重大新闻控制严格，海外记者采访又受到重重限制，难度极大。但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不同传媒的表现仍可分出高下。特别是像中共最高领导人去世那样的大事，牵涉的面极广，不可能长时间密不透风，更不可能“秘不发丧”。

这次邓小平去世，据悉两小时之后已通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省市负责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机构也都已进入待命状态，香港的中方报章以及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子传媒都得到风声。午夜一时北京正式通报日本大使馆。至此，邓小平去世之事再也不能算什么机密。

“中天”频道这次夺得了全球大独家，比新华社早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我们在接受其他传媒采访时一再强调，当天晚上能得到确切消息固然重要，但此前一个星期的不断查证辨伪和准备工作同样重要。可惜的是外界只关心“临门一脚”，对整场比赛的过程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那一个星期查证不仅多次使我们避免报道失误，而且使我们对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大有信心。如果一个消息渠道向你提供过错误消息，它就不应再得到你的信任；相反，如果一个消息渠道能帮助你辨别出假消息，它就更值得信任。

一些海外传媒过去经常报道邓去世、病危传闻，等到“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反而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皆因其不善于辨别真伪，特别是不善于辨伪。它们一味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独家报道，不愿花功夫去查证，结果只会令自己发掘新闻的功能萎缩。

像邓小平去世这种难得的重大新闻，对所有传媒都是一场功力的考试。总的来说，在处理这样的突发新闻方面，电子传媒可说是独领风骚，在时效方面更是大大胜过文字传媒。香港一家报纸的编辑就说，那天晚上他们是一面看着“中天”的新闻一面写稿，等到北京官方宣布时稍加补充就可以付印了。另一家报纸的资深记者事后感慨地说，那天同事们做得很辛苦，只是尽“人事”而已，“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电子传媒斗”。不过，这天早上香港主要报纸都一再加印，还是供不应求，可见文字传媒仍有电子传媒无法替代的功用。

在电子传媒中，二十四小时广播的全球性卫星新闻频道又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邓小平去世的新闻最先由“中天”和CNN报道，并非偶然；邓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在晚间，又令它们的全天候功能更得到充分的发挥。消息传来时，多数电视台新闻部门已经下班；“中天”频道二十四小时作业，半夜也配备了一班人马，只要再增加部门人手就可以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