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原定于2月召开的“反对蓄婢会”正式成立大会，延至3月26日在香港青年会礼堂隆重召开，与会者600多人，广东南方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以“务达革除蓄婢”为宗旨，通过了会务报告，选举了领导机构，标志着从此香港的反蓄婢运动有了更明确的领导核心，这对开展反蓄婢运动和领导运动并获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该组织在更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赢得社会各界更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

然而，以香港总督英人司徒拔为首的港英当局极力主张蓄婢制。于是“反对蓄婢会”团结广大禁婢支持者，与港英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迫使港督于1922年4月14日发布《禁婢示》，明令在香港境内不准蓄婢。接着在同年年底，香港政府又制定了《禁婢新例草案》，用法律形式取缔蓄婢，这是港英当局颁布的第一个反对和打击蓄婢的法令。此案公布后，受到香港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就在禁婢已成大势所趋、反蓄婢运动取得重大进展之际，香港的保守势力在1923年1月5日召开大会，叫嚣要继续保留婢女制，他们声称“若禁绝婢女，即无异将贫苦儿女置于死地”，表示“只赞成保护婢女”，而“极不赞成禁约”，反对港英当局制定的《禁婢新例草案》。

他们的活动激起香港各界进步人士的反对，同年1月10日下午，香港的居民、工团、教会等各界群众在东华医院集会，召开全港街坊大会。会上，许多与会者指出：“禁婢问题，事关重大，不忍看女同胞遭受如此之惨痛。”有的则大声疾呼：“我辈处此20世纪时代，凡应革除之陋习，不可让人”，表现了废婢的极大决心。出席会议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主席苏兆征表示：“买卖奴婢制度，确应彻底废除，不能留有任何影迹。”此后，香港工团总会、华工总会等154个社会团体也联合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通过了“赞成禁婢条例，反对蓄婢”的决议。1月13日，“反对蓄婢会”也召开大会，一致通过赞成禁婢条例，并表明要在香港最终达到“革除恶俗，保障人权”的目的。

随着声势越来越大的反蓄婢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广大香港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最终使港英当局的定例局于1923年2月颁布了《禁婢新例》，又称《取缔蓄婢条例》或《家庭女役则例》。在《新例》中规定：一、从今以后，无论何人不得买卖婢女；二、无论何人，不得雇佣女仆未满10岁者；三、婢女不得由一主人转卖给别的主人；四、凡在港婢女，须按限定日期注册。

《禁婢新例》虽然不够完备，但它毕竟是想把长期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婢女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它的颁布标志着香港禁婢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香港妇女的地位，可以说是香港妇女解放的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