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部署反共，一九三九年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他的总部召开了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在会上，他空喊“抗战到底”，同时喋喋不休地说：不能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存在了。他提出：重视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要山西执行这个命令。当时，我决死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政治委员，分别兼任第三、第六、第五行政专署的专员，不准文官兼任军职，这就是说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解除我们的军权。我们坚决不同意，僵持了三个月，没有结果。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在党的指示下，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回去。最后，阎锡山慑于新派的力量，不得不让我们回去了。他夺回军权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秋林会议后，党组织派雷任民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汇报时，刘少奇同志要我们积极准备，坚持反击。毛泽东同志说：阎老西准备“雨杀，你们也准备嘛！又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彭德怀同志亲自到决死一纵队驻地，召开“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我们随即紧急动员，采取坚决措施，确掌新军和地方武装，确保抗日政权，准备自卫还击。

这一年，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愈演愈烈，到处闹磨擦，闹惨案，年底达到了高潮。在这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十二月初，他“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我二纵队。二纵队负责人韩钧同志，给阎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执行。阎据此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二纵队奋起自卫还击。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山西新旧军冲突，也叫“十二月政变”。

“十二月政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最大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决死二纵队坚决还击，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二纵队一边，“拥护阎司令长官严惩顽固反共的旧军官”。我八路军严阵以待，象巨人一样站在那里，阎锡山也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最后，决死队以胜利者的资格结束了这场战斗。应当指出：在这次事变中，个别新军部队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主要是没有坚决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确实掌握好部队，因而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决死队在自卫还击取得胜利之后，我驻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二○七旅，转移到晋西北，与决死队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一师胜利会合。我驻晋西南、晋南的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与驻阳城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一部，转移到太岳地区，与决死队第一纵队胜利会合。新军各部队，后来分别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和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同志到秋林镇来同阎锡山谈判，迫使他答应旧军不再进攻新军，在同蒲路以西双方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了驻防地区。可是，阎锡山还时常寻衅。五月，周恩来同志写信给阎锡山，说山西发生的“新旧之争”，是“亲痛仇快”的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劝说他悬崖勒马，抗战到底。后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潮。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党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问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创造的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指导和激励着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明天。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