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九月，我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深地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我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我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我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三十五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我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

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我们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我们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我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我们按照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我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提到，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惊慌。

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团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他们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