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干部定量多少？”总理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尚奎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他的眼眶又潮湿了。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总理说，“都是好同志。”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继续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了!”他知道尚奎的肩头压力，体谅尚奎的困难。

临走前，总理又说，尚奎谈的情况很有价值，对中央今后研究有关问题很有帮助。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认真地听着，重要处还做了记录。我想，总理日理万机，紧张繁忙，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委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人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才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