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具有像他那样的领导魅力和领导艺术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到1960年，这种悲剧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作为全国几亿人总当家的周总理，思想是如何沉重，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肉，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就感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休息，我们打算去看看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地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去。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或者是增产而减收，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1959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1960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尚奎说。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总理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尚奎的声音哽咽了。农民吃不饱饭，他感到不安、有愧，不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谁该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尚奎说，“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