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康生诬陷，力保革命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操纵“中央文革”，别有用心地利用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揪“叛徒”，使得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坐过国民党监牢的同志很多都被打成“叛徒”，致使一些同志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反而死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和监禁中。就是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王世英同志不顾自己身处险境，不顾患有半身不遂之症，继续同江青、康生一伙斗争，尽力保护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不仅听他讲过这方面的事，还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文革”初期，世英同志还担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次，我到西单头发胡同33号世英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想和他谈谈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看法。我去了不久，康生去了，我就回避了。事后，世英同志告诉我，康生这次去是谈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大姐的问题的。康生一口咬定章大姐的丈夫李耘生是章大姐出卖的，要把章大姐打成叛徒，而世英同志也咬定章大姐是经受了严酷考验的好同志，她的丈夫是叛徒出卖的。结果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康生是喜欢到处卖弄他的才学的，他并不是第一次到世英同志的家里；而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因为要为同志申诉、打抱不平，世英同志也曾多次去过康生的家。由于世英同志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敢于上书，在延安“抢救运动”后期被毛主席称为“大老实人”，解放后又被大家称为“党内海瑞”，所以，康生对世英同志一直有所顾忌，而世英同志则经常不买康生的账。但是，这次争吵之后，可能由于康生已经窥到“文革”的底牌，所以不再登世英同志的门，并且也不再见世英同志。世英同志为了一些老同志的问题带病去中央党校找康生，康生明明在家，却让秘书挡驾，避而不见。事后，世英同志气愤地对我说，“好吧，你不见我，我也不见你，但是我有话还要说，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世英同志在“文革”中，在身患重疾、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仍然想着要向总理反映真实情况，为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

后来才知道，世英同志写的材料都落到了江青、康生手里，使他们更恨死了世英同志，加紧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世英同志，致使世英同志于1968年春天被迫害致死。这一方面是江青、康生对于疾恶如仇的王世英同志的报复，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刚正不阿的世英同志无奈，因此指使手下干将往死里整世英同志，以搬开他们打倒老干部的障碍。可惜一身正气、一生为许多同志平反申冤的世英同志，却冤死于党内坏人之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世英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言行将永远被历史所记载。

（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军运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文革”中遭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致死。死时62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昭雪。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作者：余宗彦，1938年入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