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一些同志是由于经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后来，同志之间相互都明白谁也不是特务，承认特务已经成为了一个走过场。以至于有的同志劝我，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没事了，不然连我们都不得休息地陪着你。还有的同志拿来枣饼给我吃，等我吃完对我说，你饼都吃了，总该承认是特务了吧。再到后来，比较认真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懈怠了，于是，开斗争会归开斗争会，开完会积极分子与“特务”们相互拍拍肩膀一起去吃饭。

虽然抢救运动中发生了不少悲剧，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中央一些同志也有看法，但抢救并没有停止，上面的精神和处理意见还是很严的。由于我们夫妻两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又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被定为特务。王世英同志从山西回到延安后，参加了审干工作，看到许多他所熟悉、了解的人，甚至和他一起从事过艰苦的白区工作的人都被定成了特务，他认为运动搞得过左了，于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大胆站出来向中央反映运动过左的问题，并列举事实材料，为他所了解的被定为特务的人做担保。我就是他所保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我，保其他一些同志，并且提出用党籍和脑袋担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这样做很可能轻则被定为包庇坏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重则被打成特务头子，因为他在白区工作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维护党，维护党的形象，就像上书反对毛江结婚、维护党的领袖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出于老革命对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的爱护，出于对白区工作的同志的信任，相信由白区同志介绍去延安的青年，绝不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认为组织上应该相信和爱护这一批人。

世英同志的这一报告，不仅体现了他的勇气，体现了他对同志的深厚感情，还体现了他的政策水平。世英同志看到，在延安搞这样大规模的抢救运动，远远超出了干部审查的需要，不仅伤害了许多同志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还会影响到其他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对党的事业造成破坏，实际上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