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1918年10月5日《京报》问世，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来又相继迁至小沙土园、魏染胡同。

《京报》是一张对开四版的日报，较同时代其他报纸的特点是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其创刊后很快就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受到读者的欢迎。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亲任社长和主笔，他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宗旨，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为激励同人，他在编辑部悬挂了一幅自己手书的四字条幅：“铁肩辣手”。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章太炎曾解释说：“今人谓从事刚严猛烈者为辣手，辣之言厉也。”

邵飘萍的笔锋让一味迷信暴力的张作霖乱了手脚，他秘密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但邵飘萍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端不断揭露张作霖，他对家人说：“张作霖用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着重报道和评述政治新闻——　

北洋政府诡谲的政局和纷纭的战事，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立场客观公正。他报道的典型案例有曹锟贿选大曝光，还有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等。

创刊不久，《京报》的销量从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的一家名报。

《京报》自诞生之日至最终停刊，20年间命运多舛。1918年8月22日，《京报》创刊不到一年，即被当时的“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通缉远走东瀛。1920年，“安福系”政府倒台，《京报》得以复刊。1926年邵飘萍遇害，《京报》被迫停刊，两年后在其夫人汤修慧的主持下再度复刊。二次复刊后，汤修慧任社长和总经理，此后十年，汤修慧艰难支撑着邵飘萍的遗业，直至七七事变后最终停刊。

报业生态与报界同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的报馆处在统治中心，各派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在混乱的争斗中，往往在运用武力的同时，还要借助于舆论和宣传的力量。军阀和政客除了自己直接控制报纸，还用津贴等手段间接掌控报纸。当时北京大小70多家报纸，三分之二以上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们随政局沉浮，并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无“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1914年，邵飘萍为《申报》采访和撰写特别通信，同时自己经营新闻编译社，几年下来萌发了自己办报的决心。因为当时国内各家报纸几乎都是党派报纸，即使有民间独立报纸也鲜有影响。那时，创办一家报馆并非难事，一方面法律允许，另一方面在采访、编辑、印刷、发行上都有便利，因此，邵飘萍辞去《申报》职务，联合友人办起了《京报》。

邵飘萍的新闻才华和事业并非奇峰突进，在他之前，已有王滔、梁启超这样以评论著称的著名报人，与他同时代的还有黄远生，一位以新闻通讯见长的报界奇才。邵飘萍进入《申报》时，黄远生已是上海《时报》、《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善于调查研究，勤于采访，擅长撰写新闻通讯，且其品行操守高远，最终因不为袁世凯利诱所屈，在美国被刺杀。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对邵飘萍产生过很大影响。

与邵飘萍一起在《京报》并肩作战的还有“兄弟报人”潘公弼和潘劭昂，《京报》前期和后期的主笔。他们是邵飘萍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潘公弼说自己与邵飘萍是“同学同事同患难”，他是邵飘萍在东京留学时候的同学，一起组建了东京通讯社，更是《京报》的创刊元老，几乎所有《京报》的采访、著译、编辑，

都由他与邵飘萍分任。随《京报》的沉浮，潘公弼多次锒铛入狱受尽磨难。邵飘萍死后，潘公弼仍然活跃于报界，长期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其报刊文章被一时传诵，与当年《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并称中国报界的“南潘北张”。潘劭昂则在邵飘萍殉报后受汤修慧之邀，担任了《京报》主笔。

邵飘萍与当时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有深刻的友谊，邵飘萍遇难后，张季鸾虽流落在天津，经济窘困，但还是把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妾)母女接到天津照顾。每逢邵飘萍祭日，张季鸾都要到祝文秀寓所慰问，并且亲撰祭文，在邵飘萍的遗像前一边流泪一边诵读。

到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治“有限民主”的框架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新闻界同仁不断的斗争和博弈，北京新闻界渐成气候，形成了一种办报的氛围，即：各报都有各自抱负和固定使命，不为金钱势力所诱迫；主笔多属学者，具有远大思想；社长编辑除政客外，多为社会名流；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