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医生卢伟英：迎接一个孩子出生，要做好哪些准备？|她势界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3年末全国人口为14.09亿人，比上一年减少208万人，这是继2022年后我国人口连续第二年负增长。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出生率6.39‰，同样创下历史新低。

卢伟英是一位生殖医学专家，谈起这些数字，她的眉头会微微皱起。

初见卢伟英是因为一次公益活动。活动开场前，她捧着手机线上参与科室的研讨例会。因为前一晚留宿医院，她套着黑色运动服、没来得及整饰头发，发起言来却不像刚结束一上午的门诊和舟车劳顿。

卢伟英和孩子

成为生殖医生的27年里，卢伟英的时间被切成豆腐块，塞满白天的门诊和手术外，她定期给患者做晚间科普直播，“让他们忘记吃几片药也有人可问”，像个妈一样操心，从咿呀学语的孩子到四十多岁的产妇，都习惯叫她“卢妈妈”。

被繁忙的日程推着走，卢伟英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但生命就像太阳，每每与之照面都让她感动如初，即便在就诊者眼里，卢伟英陪她们度过的常常是苦旅，“黎明前最黑暗”。

今年母亲节，卢伟英甚至没能在家签收女儿买的花，她正忙着在北京参加“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专题研讨会。

作为医生，她比谁都了解生育所需的生殖条件；作为政协委员，她更清醒地知道，想让更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要做好准备的，不仅是一个女性和她的家庭。

产科“隔壁”，生殖中心一号难求

2月28日，一篇名为“救救产科”的帖子冲上热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妇产科专家段涛发文称，由于产科分娩量下降、产科床位萎缩，越来越多产科医生正面临失业的十字路口，“在产科不如转行做兽医”。

产科“隔壁”，同样是围着人口问题转，生殖中心却是另一番处境。自2021年起，因为求诊者众多，卢伟英所在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开设午间门诊，她和团队的午饭时间默认成了下午两点后。

在这里，想怀孕的人从海南各县市甚至其他省份跋涉而来，还有人放下工作几个月，把家安在医院附近，只为一个孩子平安降临。

新手妈妈带着孩子看望“卢妈妈”

来到生殖中心的人里，做例行孕前检查的占了一部分，如果注意观察，她们脸上大多会写着好消息；另一部分人则以家庭为单位，遭遇着糟心事：有的反复流产需要保胎，有的备孕多年总是失败。

传统文化观念作用下，长期以来，不孕不育的人会承受难以名状的社会压力。这种“耻感”甚至反映到媒体报道规范——“采用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不得公开姓名”。

压力直接影响医学干预的效率。“吃不好，睡不好，会影响促排卵过程中是否拿到足量的优质胚胎，甚至影响后续子宫内膜局部血流，降低助孕的成功率。”卢伟英介绍道。

但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女性的年龄。“过去，求诊者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现在达到35岁左右。随着年龄的递增，移植的妊娠率、抱孩率，都会受影响。”

更让卢伟英忧虑的是，由于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刷手机就三四点不睡、每天一杯冰奶茶解压怡情、热衷于“啤酒加烧烤”的夜生活），他们普遍面临的身体亚健康会直接导致生殖亚健康。同时，随着备孕年龄的递增，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卵巢功能减退等各类问题，都会让怀孕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给产妇带来危险。

“虽然医学技术进步了，但困难人群反而增加了。”卢伟英细数几种辅助生殖技术的干预方式，她总结，“大医至简，越简单的技术其实越安全”。

工作中的卢伟英

在辅助生殖中，自然安全的首选是人工授精，单周期价格在3000元左右，妊娠率在10%至20%，女性大多只需口服促排卵药物，少部分甚至可以等待自然排卵，监测排卵或预测排卵时间，将经过实验室处理的精子直接注入子宫腔，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痛苦。但人工授精适合的人群有限，他们通常是年轻、不孕时间较短、至少有一侧输卵管通畅、轻到中度弱精子症的夫妻。一般情况下，如果经过2一3次授精失败，就可能要进到下一步——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因年龄而异，35岁以下群体在60%-70%，费用是人工授精的十倍，一个周期下来要花费三万元左右。根据就诊者情况的不同，采用的技术也有所区别：普通试管婴儿（即一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女性输卵管因素不孕如输卵管阻塞或结扎术后；对于男性患有严重少、弱精子症，甚至梗阻性无精症的情况，会采用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来解决，也就是“二代试管婴儿”；对于携带致病基因和胚胎染色体异常风险较高的情况，则会采取“三代试管婴儿”，也就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技术。

做试管婴儿的过程，混杂着恐惧、焦虑和期待，它检验一个家庭是否在经济和情感上做好了准备。“理论上，看不孕不育需要男女双方一起来，但实际上每次看诊双方都到场的仅有三成。”在卢伟英看来，在备孕过程中，女性明显在身心层面都承受了更多。

她们首先要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先是每天打促排卵针，让合理且足量的卵子长起来，整个周期短则七八天长则十几天；然后是最关键的取卵，在B超指引下，让穿刺针穿过阴道壁，从增大的卵泡中抽吸卵泡液，再到实验室把卵子从中拣出来。因为穿刺针要经过软组织，可能带来出血和损伤的风险，也可能给备孕的女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痛苦。

更不必说每次“开奖”要调动的勇气和毅力：成功，就迎接下面的挑战；失败，就可能推倒重来。“除非已经攒够了胚胎，后面就会简单得多。”卢伟英说，一位就诊者曾向她展示腹部密密麻麻的针眼，“甚至找不到地方再打一针”。

为了减轻女性在备孕历程中的各种负担，卢伟英和团队也在不断尝试：从麻醉方式到减痛技巧，从使用更细的取卵针、打磨取卵技术到心理上的陪伴、支持……

“生育这件事，没有后悔药吃。”因为了解孕育生命的艰难，卢伟英开始把工作做到更“前面”，在妇联、计生和教育部门的协助下，带领团队走进校园和讲台，用一堂堂生动的生殖健康科普课，告诉孩子们生命如何诞生，又该如何守护。生殖教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教育。

卢伟英给孩子们上生殖健康科普课

“虽然是周末或休息时间做科普宣教，但大家毫无怨言，毕竟这是从源头上改善生殖健康，比多看几个门诊意义大得多。”

“送子观音”没假期

“之前假期我到妈妈的科室实习，第一天下午三点就累到发烧了。”卢伟英的女儿小葶是一名正在准备考研的医学生，亲身体验过妈妈的一天后她发出感慨：“真是太忙了。”

那是常人难以负荷的作息——六点起床、六点半出门、七点到科室带领求诊者做早操、八点到十二点早间门诊；午间门诊后最多睡20分钟，下午依然马不停蹄，有讨论病例和学术发展的研讨会，还有下到社区的门诊；晚上还要做直播，科普辅助生殖知识，甚至如何做一顿美味的健康餐，没有两小时结束不了……

“我们还时不时去外面学习。排得这么满，不累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工作节奏，卢伟英却说自己是受益者，“带大伙早操也是督促我自己做锻炼。”

卢伟英带领就诊者集体早操

还有点亮日常的瞬间：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初战告捷”的父母会收到一张“毕业证”——那是胚胎发育正常的第12周，会通过看孩子的颈项透明层厚度，判断孩子是否在妈妈的子宫里正常孕育。采访那天，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就诊者经历多次流产终于拿到“毕业证”，抱住卢伟英不撒手。“本来挺着急来参加活动的，但那一刻我内心也好温暖。”

卢伟英还分享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疫情期间，新疆克拉玛依来的一对夫妻在海口租房“做试管”，当妻子终于怀上双胞胎平稳度过12周“毕业”，丈夫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两个字——“牛逼”。

准爸妈收到的孩子的“人生第一张毕业证”

“整个大厅看到的都在那笑。”提起和求诊者们的互动，卢伟英语调上扬。“有些就像家人一样，家人生病挂不到号也会让我帮忙。海南下面有很多市县，像陵水、三亚、儋州、东方等等，人家说主任你那边好多亲戚，我说，是的，海南哪都有我的亲戚。”

因为常年不着家，卢伟英几乎没去过孩子的家长会，儿女也曾抱怨“缺爱”、狠狠叛逆过一阵。女儿小葶说，因为妈妈太忙了，所以小时候很抗拒学医，“不希望我的小孩像我一样惨”。但随着年岁渐长，看着妈妈的背影和她身边从不缺席的感谢，小葶内心发生了转变。高考那年正值疫情，她决定报考医学专业。

“长大以后，我觉得妈妈有自己的事业真的很厉害。她是我的榜样。”返校当天的一顿早餐，更让小葶意识到，母爱有时是“程度”而非“长度”。“前一天妈妈工作持续到凌晨一点，而我凌晨五点要出门赶早班机，她四点起床给我做了特别丰盛的一顿早餐。想到这些我就哭了。”

采访中，卢伟英没有回避对缺失孩子成长的遗憾。她强调，自己能“平衡家庭和事业”是一种幸运。

“我和爱人都是医生。孩子长大过程中，我父母和爱人的父母会每半年一替换地帮忙照料他们。现在，爱人刚退休，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起床给我做饭，给了我很多支持，因为他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

成为母亲，是女性的权利

“生育是我的权利，却是我要为所有人做的选择。”这是话剧《好运日记》中的台词。这部剧以独角戏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女性从不生到决定生、从自然受孕到接受辅助生殖的心路历程。七位编剧中有三位是试管妈妈。

话剧《好运日记》海报

卢伟英一直觉得，得名“卢妈妈”，是因为相比新生儿的妈妈，她更像那些妈妈的妈妈。陪伴她们从怀孕到生产，是在见证孩子们的长大。

“有几个求诊者每次来都是要妈妈陪的，我心想，天哪，这孩子要怎么生孩子啊？但有几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治疗过程中、在不断的经历中，她们慢慢变成了妈妈的样子，成为在家庭中能够担当的角色。”

银又（化名）是卢伟英的一位“女儿”。四十岁那年，她通过十一个月的努力，迎来自己的宝宝。回顾决定成为母亲的契机，银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时间”和“权利”。

“我和丈夫结婚十一年，之前没觉得一定要做母亲。但到四十岁，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没什么可能性了。当时我爸说，'如果你想，就全力试一下，结果全家都可以承受。’当我想清楚要孩子只是我想经历和体验的一件事、是女性的一个权利时，我对自己说'好'。”

“修通信念”之后，宇宙发来信号：第二天，银又认识了卢伟英的助理，踏上了成为妈妈的旅程。

初见卢伟英时，银又还对辅助生殖技术有些抗拒，总觉得不“自然”，加上是敏感体质晕血晕针，面对治疗的需求，她嘴上说好，心里总有很多压力。

“1+N”的问诊模式下，两人只有三分钟会面时间，卢伟英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经验和专业让她成为破题的人，面对银又时不时的“破防”，她会说，“如果用药剂量太大身体承受不了，就减一点慢慢来”。

就这样，四十岁的女人开始直面自己的“矫情”，接受自己只要打针就会害怕晕眩、就会手心出汗、就需要哭一会。但当情绪被接纳的时候，它开始流动，并带来力量。

在丈夫、家人的关怀和医护团队的守护下，银又背靠身后的堡垒，挥舞成为母亲的决心，一路穿越减重、打针、怀孕的“魔鬼训练” 走向生产。她说，那是她人生“最灿烂的时刻”。

“当生命从身体里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很高的能量，那种冲击力让人流泪。至于疼痛，因为它不可回避，反而让我的接受度更大了，我会拿出更多资源面对它。”

一个家庭整整三天沉浸在新生命降生带来的喜悦中。银又给儿子取名“牧山”，希望他像山一样庄严、丰富、具有生命力。

回顾成为母亲的过程，银又打了个比方，“它像彩虹糖一样，苦和甜都只是一种滋味”。同时，她好几次强调自己不是在“凡尔赛”，“因为我有很好的支持系统。”

一个人要成为母亲，要做好哪些准备？银又的故事展示了几个阶段——“明确生育意愿”“统整情感支持和现实资源”“承担责任并应对挑战”。

从业三十五年，接触数万不孕不育家庭，负责“应对挑战”的卢伟英知道，通过前两关尚且不易。情感和关系是一方面，“有时候两夫妻眼神对视，我们就知道关系不对，会分开给他们看诊。我们也会引导大家看心理医生、做心理测评，但很多人还是有耻感。”经济条件是另一方面，卢伟英透露，自己有求诊者甚至为做试管婴儿借了高利贷。

涉及“想不想生”，问题更加无解。“现在生育率低，一方面是女性更加独立了，不需要依附别人去生活；另一方面是宗族观念在淡化；还有就是年轻人既要兼顾生活又要兼顾工作，很不容易。”卢伟英这样理解道。

正是因为看到这些情况，卢伟英总觉得还有好多事要做、好多事没做。她会为贫困家庭寻找医疗便利和费用支持，每月一次带教基层医生，通过构建更紧密的“医联体”，让偏远地区的人享受专业医疗服务。

同时，作为政协委员的卢伟英也清楚，为了那个让她焦虑的人口数字，更多人应该行动起来——从政策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等等多方面，构建全链条全流程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今年两会，卢伟英带来的提案中提出《关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她认为，“冻卵”可以为有生育意愿又暂时受到时空限制的女性群体提供保障，能让更多女性安心寻找伴侣和更好地工作。

“鼓励大家生育，不能停留在十七个部委发布一个政策，更重要是政策真正落地。年轻人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是没法兼顾的，多孩就更难了。既然要维护大家的生育意愿，能不能提供更多具体的支持？比如把普惠、高质量的托幼做起来，从不同角度关爱有生育意愿的群体，给予及时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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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迅琦

编辑：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