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阿富汗正迎来“变天”时刻。2021年8月19日,夺取全国性军事胜利的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从其二度掌权的过程看,如今的塔利班似乎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抛出了一系列改革承诺。但人们对这个与恐怖主义势力纠缠不清、曾炸毁巴米扬大佛、损害女性和少数族群权利的组织,依然疑虑重重。那么,塔利班还是那个塔利班吗?塔利班主导下的阿富汗,能否走向和平重建,又将对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文化纵横》近日对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作了专访。
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把塔利班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同当年人民解放军打垮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的说法,朱永彪认为,塔利班和人民解放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塔利班并未获得阿富汗人民衷心、全面的拥护。塔利班确实有意改变自己,但其内部十分复杂,它的温和姿态能坚持多久,能温和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他认为,塔利班未来建成中央集权政府的可能性很大,其目标是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但还没有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兴趣。不过,受其胜利的刺激,周边及世界范围内的“三股势力”会激发新一波极端主义浪潮,可能对我国边疆治理带来一定挑战。但总体来看,阿富汗安全形势对中国影响不大,哪怕进一步恶化,也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根本性冲击。
朱永彪提醒,阿富汗问题太过复杂,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出力不落好。中国在建设性地参与阿富汗事务时,应尽力避免过多卷入,尤其不要卷入涉及塔利班等的安全事务。在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时,也要科学谨慎地评估阿富汗局势以及深度参与阿富汗事务可能带来的影响与负担,认真研究对阿投资的可行性与潜在风险,并在某些方面积极作为。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特稿,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阿富汗变局:怎么看?怎么办?
——《文化纵横》专访朱永彪教授
《文化纵横》:塔利班称其队伍“扎根于人民”,将胜利定性为“人民的群众起义”。塔利班势如破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朱永彪:塔利班确实在阿富汗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其成员也都是从基层招募来的,也有自发加入塔利班的。但是这部分人的比例并不高,铁杆粉丝的比例更低。所以塔利班号称“扎根于人民”“人民的群众起义”,更多是政治口号和宣传需要。
塔利班势如破竹,是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之下引发了踩踏效应和雪崩效果。
首先,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尤其是美国在美塔和谈、阿富汗内部和谈中对阿富汗中央政府权威的打击非常大。自2018年起,在美国和塔利班谈判时,阿富汗政府是被完全撇开了的,甚至美塔协议的具体内容,阿富汗政府都是最后才知道,只能坐等“通知”和“命令”。在内部和谈阶段,美国又一再要求甚至逼迫阿富汗政府向塔利班做出让步,甚至要求和塔利班分享政权,哪怕以塔利班为主建立政权也可以。这对阿富汗政府的权威打击非常大,同时对政府军的打击也很大,因为政府军不知道怎么来定性塔利班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为何战、和谁战?塔利班将来要执政或者分享政权了,为什么还要和塔利班拼命?所以尽管阿富汗政府军事实上有着一定战斗力,但基本都主动投降或放弃阵地。
其次,塔利班的心理战、宣传战取得了成功。塔利班不断地发布“大赦令”,并通过实际行动,宣传自己并未残酷对待投降的士兵和官员,有效减轻了对手的恐惧感和抵抗意志。
第三,阿富汗政府的失策。加尼上台后除了积极打击最大的竞争对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外,还拼命的削弱原“北方联盟”势力。比如不顾反对,强势解除了努尔的巴尔赫省省长职务,还试图以强奸罪逮捕第一副总统、军阀杜斯塔姆,由此导致杜斯塔姆被迫流亡土耳其。只在形势已经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加尼才和杜斯塔姆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试图利用其抵抗塔利班。但这时杜斯塔姆和伊斯梅尔·汗等人一样,手下可用的资源已所剩无几。可以说,总统加尼成功地削弱了竞争对手和地方势力,但却唯独没有削弱塔利班。所以杜斯塔姆等人在看到政府军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望风而逃或者转而与塔利班结盟,也就丝毫不令人意外了。因此,阿富汗政府不顾历史和现实国情对异己进行残酷打压,可能是比腐败问题等更为影响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
《文化纵横》:塔利班以农村包围城市,在中文互联网上赢得不少人的同情与好感,甚至有人称之为“阿富汗的解放军”;但另一方面,大众又对其封建部落政治、宗教原教旨主义谈虎色变。应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塔利班?
朱永彪:虽然塔利班迅速夺权的形式,很容易让人觉得和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打垮国民党军队有一些形似之处,但是塔利班和人民解放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事实上,塔利班目前在阿富汗国内并未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阿富汗人民对塔利班的好感度并不高,现在仍然只是部分人支持它,而且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尽管塔利班势如破竹,但是并不意味着它获得了阿富汗人民衷心、全面的拥护,这是两个概念。塔利班只是很好地利用了阿富汗的传统部落社会准则——普什图瓦里,利用了乡村里普通老百姓对同一民族、部落同乡们的纯粹感情,也制造并利用了阿富汗人民的恐惧感。
多数阿富汗民众对塔利班的历史记忆,也就是2001年倒台之前的统治方式和近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非常担忧的。
当然现在塔利班也在试图向民众展示它温和的一面,展示“新形象”,它也在试图进行改变。目前来说,塔利班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是具有多重面孔的一个复杂的组织,很难用单一的形象去描述它和定义它。
所以目前来讲,国人不应简单地对塔利班抱有同情和好感,毕竟塔利班历史上曾经干了很多令国际社会难以接受的事情,也曾经给“东突”势力提供庇护,未来是否能够真正履行承诺,仍有待观察。
《文化纵横》:在这一次重掌政权的过程中,塔利班表现出比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在2001年失败之后,重组的塔利班进行了怎样的自我建设,让人感觉面貌焕然一新?
朱永彪:塔利班的组织结构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包括一个以领导人和大舒拉为核心的领导决策层,一个以各部部长、省长为主的中层,以及下层或基层官兵。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外围组织和合作组织,并不断招收“临时工”。
2001年底被击溃后,塔利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其组织,它只是被打散并很快转移到了巴阿边境地区,并没有被消灭太多有生力量。这为其后来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塔利班对核心组织的约束和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建立有专门的惩罚部门,并且建立了专门的接受举报的机构,公布了电话、邮箱等举报方式,不过很少公布具体的处罚结果。
至于外围组织,塔利班的约束能力则相对有限,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一些成员阵亡后出现更换,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在个别地区,还是发生了塔利班处决俘虏、洗劫政府官员、甚至抢劫平民的事件。最近喀布尔也发生了部分塔利班登门寻找前政府官员并搜罗财物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不普遍,但是与塔利班高层宣布的命令向左,也与塔利班试图展示的温和形象不一致。
《文化纵横》:经过二十年的战斗,塔利班二度执掌阿富汗,政治上也更为成熟。目前颁布了一系列新政。问题是,塔利班会履行承诺吗?
朱永彪:塔利班是有意识也有想法改变自己的,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部分年轻人和巴拉达尔这种传统上“相对温和”的塔利班,近年来一直试图以更温和的面目示人。这里面既有策略性,也有实用性,同时也基于过去的历史教训。
但同时,塔利班内部非常复杂,也是相对多元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人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未来塔利班的温和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能温和到什么程度,都有待观察。如对待女性教育问题,塔利班的表态很清楚又很模糊,即他们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但是什么方式、什么模式的教育?他们并没有讲清楚。这就让很多人猜测:他们允许和接受的是女版的宗教学校教育。
当然,至少从目前来看,塔利班至少在表面上比过去改变了一些。
《文化纵横》:阿富汗有望实现40年来一个政权执掌全国的局面,但也有发生内战的变数。决定和平进程的内外因素有哪些?塔利班能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吗?
朱永彪:除了零星的抵抗外,塔利班目前已经基本掌控阿富汗全境,但是由于权力还处在重整过程中,如果在权力分配等方面出现问题,也会存在较大变数。
决定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是塔利班如何分权,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势力和地方实权派。外部因素是会不会有外部势力支持和扶持新的代理人。
目前来看,塔利班建成中央集权政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由于阿富汗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特殊的民族结构、权力结构,最终塔利班很可能还会和地方实行一定的分权,即形式上高度统一,实际上和过去类似,地方仍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和权力。
塔利班现在的成员来源更加多元化,也不再仅仅主要来自普什图族中的两三个部落,而是来自更多的民族和部落。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多元性,增强了其合法性和稳定性,但是由于民族间、部落间的矛盾,又给塔利班的团结带来了一定隐患。
《文化纵横》: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现状究竟怎样?阿富汗赖以发展的资源禀赋如何?始终未能步入发展正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朱永彪: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不足600美元。阿富汗也是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安全形势最紧张的国家之一,所以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非常低。但是阿富汗也贫富分化严重,少数群体在国外有大量资产。
阿富汗每年都需要至少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同时还有大量的难民,其中在巴基斯坦约有350万,伊朗约有200万,还有数十万难民在欧洲。
阿富汗的人口增长率约为2.34%,平均寿命为50.87岁,其中男性为49.52岁,女性为52.29岁,位居世界倒数第三位。
阿富汗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但是由于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极不完善,战乱不止,导致一直无法有效吸引外国投资,自身“造血能力”也始终没有培育起来,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进入“乱乱怪圈”。
总体来看,复杂的国内形势、国内外势力的多重博弈,导致阿富汗长期陷入战乱,没有办法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并越来越和国际社会脱节,导致其融入国际社会发展轨道的能力越来越差,离正常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文化纵横》:塔利班重掌阿富汗,将对周边地区及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习见的担忧是,塔利班将会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朱永彪:历史上,塔利班没有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兴趣。主要原因是,塔利班的核心诉求是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也即主要在国内自己玩儿,不会主动进攻别的国家,它也没有兴趣和意愿,这是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的最大区别,也是在“伊斯兰国”出现之后,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的重要原因。塔利班不愿意扩张主要因为塔利班民族主义的一面,它的极端主义更多是内向型、内敛型的。
但是,一方面,一个保守甚至可能极端的政权有可能对周边及世界范围内的“三股势力”等形成刺激,激发一波极端主义浪潮。如长期在阿富汗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就会受到刺激,可能强化他们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愿望。巴基斯坦塔利班也可能受到鼓舞,进而对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发起更大挑战。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很难拒绝接收外国极端势力到阿富汗休养生息,更不要说切断和恐怖势力的联系。
《文化纵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塔利班胜利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失败。如何评估这一事件对美国霸权及国际局势的深远影响?
朱永彪:这一事件虽然无法和苏联撤军相提并论,但也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国际威望,同时沉重打击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狼狈与无力,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很难让其他盟友相信美国有向他们提供真正保护的能力和意愿。
尽管拜登称“撤军体现了美国的伟大”,但事实上是自欺欺人。美国仓促撤军,并未和盟友进行深入的沟通,甚至关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很多主要节点,盟友也比塔利班知道得要晚很多,如布林肯在3月份公布相关计划,就没有事先通知盟友。
目前的局势标志着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国内博弈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也许会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重要标志和起点。
《文化纵横》:阿富汗局势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参与阿富汗事务?
朱永彪:阿富汗局势如果能实现稳定,对“一带一路”肯定是锦上添花,但如果阿富汗局势维持现状或者恶化,也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因为阿富汗不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一带一路”整体是东西向的,也是网状结构的,和美国曾计划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不一样,它是南北向的、条状的,而且是以阿富汗为核心的。
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阿富汗对中国、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中国乐见其成,而陷入持续动荡的阿富汗将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以及建设“一带一路”的需要,中国正在更积极主动地参与阿富汗事务,但也不能夸大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严峻程度及对中国的影响,不应夸大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中国新疆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通过瓦罕走廊接壤。瓦罕走廊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事实上很难顺利通行。尽管塔利班自2015年起就控制了巴达赫尚省的多个县,但是一直没有向瓦罕走廊扩张的趋势,主要原因对于塔利班来说缺少价值,且成本太高。而且瓦罕走廊有约100公里在中国境内,形似“布袋”,相对比较好管控,而且中国的边境管控能力一直非常强,像瓦罕走廊这样的重点地区更是守备森严。
尽管阿富汗安全局势直接对中国形成有形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无形的意识形态冲击却比较大,也即塔利班的再次掌权,可能会刺激“三股势力”,并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发展策略和行为方式。而且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更加深远,防控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所以,今后中国在建设性地参与阿富汗事务时,在战略层面,应尽力避免过多的卷入阿富汗事务,尤其是尽量不要卷入涉及塔利班等的安全事务,因为阿富汗问题太过复杂,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出力不落好,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具体问题层面,中国在更加积极的同时也应更加谨慎,在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时,也要科学评估阿富汗局势的前景,以及深度参与阿富汗事务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与负担,对扩大对阿投资的可行性与潜在风险进行认真研究,并在某些方面积极作为。
《文化纵横》:事后来看,为什么全世界的情报、研究、新闻界,在阿富汗问题上,都未做出及时、正确的预判?问题出在哪里?
朱永彪:一方面确实没有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我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这种局面,之前也是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各种成果也一直在强调塔利班的实力,以及美国策略的失败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所以整体上很难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全部失误了,只能说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上,普遍预测的不准,而对于这类时间节点的准确预测,本来就是很难实现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对阿富汗的研究事实上都是有欠缺的,因为多方面的客观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成见,大家很难获得关于阿富汗的较为全面客观的资料,对阿富汗的国情认知也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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