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 唐朝会出现藩镇割据吗？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的一场浩劫，是盛唐气象的一道伤疤。

01楔子

我们在看待一千多年前的这场动乱时，往往会把责任归咎于安禄山的野心，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天生反骨，辜负玄宗的信任，叛国夺权。或者指责唐玄宗年老昏聩，不识奸臣；指责杨贵妃红颜祸水，媚上误国；指责李林甫、杨国忠，佞臣当道，毁纲乱纪。

安禄山本人的经历非常有传奇色彩，几次差点丧命，机缘巧合才活下来。发迹之前，他因偷盗牛羊被捕，本该被乱棍打死，幽州主将张守珪看他白白胖胖，又语言豪放，便释放了他，使其从军，安禄山从此发迹。

开元年间，安禄山与契丹作战失败，宰相张九龄准备按军法，将他斩首，但唐玄宗为示皇恩，放了安禄山。天宝年间，安禄山在一次战役中，被敌人夹攻，自己也被射中了一箭，折断了头上的玉簪，但最后还是趁夜色突围。

安史之乱形势图

因此，很多人就此感慨，如果安禄山在这几次风波中，早早地死去，那么，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盛唐的气韵也不会就此打断。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安史之乱的爆发，真的只是安禄山一人的翻云覆雨吗？认真分析当时的局势，我们会发现，安史之乱，就算没有安禄山的出现，也会照样发生。

而且，安史之乱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最后一位叛军首领，史朝义的自杀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唐中后期。

02初唐的格局

安史之乱，是唐代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产物，不以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为转移。

简单地概括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崩溃，府兵制瓦解，由募兵制形成将帅专兵，最后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地方藩镇与朝廷争权。

盛唐版图

我们先从均田制说起。唐朝统一后，承北朝和隋朝的旧制，实行均田制。据史书记载：

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总结一下，就是唐朝统一后，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便按照一定的数额，分配给成年男性、残疾人口、寡妇等各类人群，以此来恢复经济，稳定民生。同时也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征收赋税。

再来说一下唐朝前期，与均田制相配的军事制度。唐前期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来自于军府的府兵，和作战临时征发的兵募，二者皆来自于均田制下的普通百姓。

资料图

府兵归各军府管理，和普通均田民一样授田，二十从军，六十免役，平时务农，农闲军训，战时从军，免去其他赋税，出征自带武器、甲胄、衣粮。兵募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时，临时征发均田民服兵役，大部分战后即解甲归田。

03制度的崩溃

唐初靠着均田制恢复经济，以府兵和兵募开疆扩土，达到贞观之治。然而，从初唐到玄宗时期，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变化，到天宝年间，各种矛盾已经堆积如山。

首先是均田制的崩溃。自魏晋以来，土地兼并就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北朝、隋朝与唐初，由于久经战乱，人口流离，政府掌握了大量荒地，可以进行授田。

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身就极其脆弱，赋役一旦加重，很快就会破产。而且唐朝对土地买卖的规定比较宽松，更是加剧了土地兼并。破产农民纷纷易地逃亡，变卖土地，去做官僚贵族、富商庄园里的佃客。而王公贵族、豪富对土地的兴趣浓厚，以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使得土地兼并普遍化。

均田制崩溃不仅影响普通均田民，还影响同样受田的府兵和兵募。他们的土地也被兼并，无法承担兵役，逃亡现象严重。但是，唐朝边地战事频繁，不仅需要大量士兵，还需要统一指挥的集团军。

地方藩镇割据形势图

在这种情况下，募兵制和藩镇应运而生。为了适应边防局势，朝廷在边境要地设立大军区，将原来临时设立的某某道行军大总管，变为常任军事长官。士兵来自于招募的健儿，即政府招募百姓充当职业士兵，不再务农，以朝廷军费维持生活，长期服役。

后来大军区演变为藩镇，诸多名目不一的军事长官，一律统称节度使，不仅管军事，还兼管民事、财政，士兵不知朝廷，只知节度，从而形成了将帅专兵的局面。

与此同时，朝廷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是类似于“中央军”的北门四军。士兵大部分来源于躲避赋役的良家子，和市井无赖。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因而，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就此形成。

04战争的必然爆发

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实力雄厚，而且其多次来往于长安，深知北门军的软弱，因此，他敢于悍然发动兵变，剑指长安。

战事也如他所料，唐军不堪一击，他轻易地夺取了长安、洛阳。最后，唐朝依靠西北藩镇节度使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军队，才暂时结束战事。

安禄山的兵变，不是他个人能力与野心所决定，而是当时的格局和他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在安禄山之前和之后，边境均出现了身兼多镇节度使，实力超过中央的将领，他们在藩镇拥有绝对的权力，足以和中央朝廷抗衡。就算安禄山早逝，也会有其他的节度使造反，与唐王朝夺权。

明皇幸蜀图

公元763年，叛军首领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看似已经平息，但从爆发的根源来看，唐王朝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藩镇实力过大。

甚至，唐朝根本就不曾消灭安史叛军。动乱后期，一批安史宿将投降唐王朝，被册封为节度使，继续带领原来的军队，占有原来的地盘，如河朔三镇的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他们名义上归顺唐朝，但在自己的藩镇里，和之前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俨如一个个独立小王国。

安史之乱像是扯破了唐朝的一块遮羞布，往后，各地藩镇割据，成为了常态。节度使自领军队，任免官吏，户口不上报，赋税不上交，不听命于朝廷，天下尽裂于方镇。更有甚者，效仿安禄山兴兵造反，如四镇之乱、泾原兵变。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

一直到唐宪宗时，实行两税法和转运江淮赋税，致使国家富强，才有实力对藩镇用兵，几次征战，使得各地藩镇暂时服从朝廷。宪宗死后，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各地藩镇又一次兴起。唐朝灭亡后，坐拥半壁江山的朱温也无力消灭各地节度使，从而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综上所述，如果安禄山早逝，安史之乱还会爆发，这是历史因素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时代现象。只要外重内轻的格局不解决，地方实力大于中央，藩镇的叛乱就必然发生。这可以说是唐朝不可避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