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商业化运营“新媒体”：打广告明码标价

低生活水平——低收入决定了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候毛泽东住在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关键晚上想想还挺瘆人的。

“一间屋子半间炕”，一进屋就可以直接上炕了，屋里的陈设也是简陋至极，破碎的炕席，书和衣物没地方放，只能堆在犄角旮旯里。

你可能依然对此很不屑，“我也刚毕业，租的房子也就15平，大不到哪里去！”

大多了！你是一个人住，毛泽东他们是8个人！

那间房子当时是毛泽东跟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合租的，“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翻个身都要征得大家的一致同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不知道是怎么捱下来的。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物质上是勒紧了裤腰带，而精神世界也是不断受挫。

一个初来乍到，职位低微的“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他可是当时文化和知识界的大咖，大家蜂拥前来听偶像的讲座，而在提问环节，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人山人海中钻了出来，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除了胡适这样的大咖，梁漱溟、罗家伦、傅斯年都没精力搭理他这个带湖南口音的小职员，这让只想求学的毛泽东有点小受伤。

也难怪，当时胡适也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而梁漱溟跟他同岁，罗家伦和傅斯年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这时候已经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大V级别人物，年纪轻轻就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尊崇，平时也是一副先生的做派，怎么会随意与一个“不入流”的图书馆小职员论学谈道。

有人曾说，在北京做“北漂”，冬天不管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无论认识多少人都会觉得孤独，而对于这样一个没钱、没地位、未来看似也没什么希望的大龄“北漂”青年来说，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更是爆棚的。

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过这些个经历，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真没什么不同，青年毛泽东恐怕也会有迷茫的时刻。

由此来看，他离我们并不远。

然而，这种失落和无助的时刻恰恰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看似不经意，其实人生紧要的关键几步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回忆起那段时间曾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也是信心丝毫不减。

于是，他在此后利用自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加“变本加厉”地向人请教问题，切磋学问，随着他久而久之的“纠缠”，很多人也感觉到这个图书管理员似乎还挺有料，人也还算谦虚，开始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薪资其实并不低，因为有一些隐形的福利：与大V交流切磋、在北大听各种讲座、泡图书馆。

而这也是一般人利用不起来的，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股“洪荒之力”在青年毛泽东的胸中慢慢酝酿。

在北京取够了经之后，“藏器于身”的他就回到湖南长沙要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呢？

投身那些稳定的职业肯定是不能了，不然北京就白去了，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今，新媒体作为一种新文化产业，与网红、房地产中介并称贫寒子弟逆袭的三大利器，当时的“新媒体”也跟今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