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何事当面怒骂赫鲁晓夫 稍后又平静地笑了

这时我看见赫鲁晓夫的面容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看得出他很忧郁。我听见他低声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因为两位国家首脑没有表态，在场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也都沉默不语。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我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为翻译陪同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却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另一种性格，与我一年前在杭州见到的他也大不相同。那时他幽默的风度、风趣的谈吐与现在的严肃表情、果决表态，简直判若两人，真令人捉摸不透。其实，这就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复杂性格。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显然逊色，他在谈判席上表现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握手终究没有弥合两国关系的初始裂痕。

柯西金四次请求跟毛泽东通话，被骂作“坏蛋”

60年代以后，正是苏联和中国两党两国关系达到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从苏联驻华使馆奉调回国，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任职。

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秘书的电话，称柯西金有紧急事情要召见我，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担任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并且与毛泽东颇有交情。在他办公室里，一见到我他就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

不一会儿，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了。我便向北京的接线员小姐说明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与中共毛泽东主席通话。这时我听见这位女接线员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正在向谁转达我的要求。过了一会儿，她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便向柯西金转述了刚才中国女接线员的话。他不解，似乎认为我没有将话说清楚，对我说：“你再给我接过去，就说我要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要和他谈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次通过莫斯科专线接通了北京的电话，但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将电话又挂断了。我第三次挂过去，依然是这种情况，中国女接线员什么也不说就又挂断了电话。

这时，我看见柯西金紧皱眉头，示意我第四次再挂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终于又接通了，还是那位女接线员的声音。她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说完，她又将电话挂断了。我清楚地听见了她说“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我没有向柯西金如实转述她的骂人话。

柯西金再次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懊恼。

我将刚才与北京通话的情况作了简单的笔录，然后我走近柯西金将通话记录交给他。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我能想象到他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自尊，是难以容忍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的。虽然他在竭尽努力试图缓和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动和好的态度，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他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对苏联积怨太深。

毛泽东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他把苏联作为现代修正主义予以否定，并且提出要打倒他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那年中共正在准备召开九大，毛泽东认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亲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在这之前，刘少奇已经被罢免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我最后也没有能够接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电话。(《中国新闻周刊》摘编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作者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华使馆首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