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八次接见红卫兵：当年见过列宁的人太少

核心提示：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就是认为苏联变修，原因之一是由于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岁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其总数达1200万人次。他跨越几代人，同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祝东力，原题：“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从革命到启蒙，节选

“革命一代”之后，是鲁迅打算写的四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以冯雪峰（1903年）为代表。冯年龄较大，属于“文化世代”偏离“自然世代”的典型个案。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左翼文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接受教育，走入社会，经历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倾。他们属于“抗战一代”，许多人成为上一代所创建的中国革命模式的追随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于1930~1940年代，在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这是李泽厚（1930年）自己所属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这一代“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作为不大”。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权的事业中，成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总体上看，“洋务一代”最大限度地开掘儒教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则使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进化了。此后，从改良到革命，从中上层主导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逐级递进。“革命一代”创建模式，取得政权，而与此同时，也日益回复到传统儒家外加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日益成为压抑的体制。而在他们之后的两代人，无论是“抗战一代”还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随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然是例外，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作为同辈战友的“革命一代”。为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他鼓动群众造反，发动文革。毛泽东希望：一方面避免欧美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设想用体制外周期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来矫正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来是发动基层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批判、监督和吐故纳新。问题背后的实质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参与政治的权利诉求不断增长，必然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相冲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毛泽东的召唤隔代传递，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那里得到最热烈响应。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由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发起成立。“红卫兵”一词的作者是张承志（1948年）。这一代人，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时期，便遭遇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秩序瓦解、权威扫地，而形成了一种大视野的问题意识以及狂放不羁、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就是认为苏联变修，原因之一是由于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岁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其总数达1200万人次。他跨越几代人，同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对照，他昔日的战友们，老一辈的“革命一代”，从战争到建设，从乡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当他们突然与改造国家机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与青少年红卫兵相对峙的时候，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失灵了。刘少奇（1898年）、邓小平（1904年）、周恩来（1898年）、陶铸（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后很无奈地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这句话，据陶铸说，是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讲的。

文革从1966~1967年的大民主、夺权和武斗，到1967~70年的收缩和军管，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全过程，最后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对于刘、周、邓、陶等“革命一代”来说，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对于毛泽东本人，又何尝不是！因此，面对混乱形势，1968年夏，毛泽东亲手终结了红卫兵运动。该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200万人，离开城市，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