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杨振宁为何在国内迅速成名：当时他还是中国籍

1957年2月21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召开“中国留美学者李政道、杨振宁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学术报告会，朱洪元在报告会上介绍了李、杨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给与极大关注和重视的新发现，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张文裕、何祚庥等物理学家也都作了发言。该所所长钱三强特别指出：“他们合作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称得上是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何祚庥的书面发言当时并未发表，1997年何祚庥在整理文稿时重新发现了这一旧作，并收入他的一部文集里。何祚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李、杨工作的意义，认为“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给予人们的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理论上的敢于破除成见的独创精神”，“李和杨的尊重实验事实而又不迷信实验事实的态度正是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来，何祚庥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李、杨的这一科学工作是“影响了一代人思维的发现”。

《人民日报》对其格外青睐

与科学界对李、杨科学成就的高度关注相呼应，官方媒体也积极介入，宣传、介绍李、杨及宇称不守恒理论，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对李、杨的格外青睐。

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于敏（“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这是1956年10月李、杨的论文发表之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对他们提出的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需要强调的是，于敏在文中特别介绍了“实验的证实”，不仅介绍了吴健雄的实验，还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利德曼等的另一组实验，这与后来中文世界只强调吴健雄的实验大为不同。于敏总结道，“在过去宇称守恒定律一直是一块指路标，人们顺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规律。现在这块路标被破坏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从1957年起，物理学家们将在一种新的启示下去考虑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人民日报》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注定了这篇文章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李、杨之声誉自然也在国内大为提升。3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

5月5日晚，李、杨获美国颁发的爱因斯坦奖，《人民日报》旋即在7日第一版刊发了这一消息，并援引了授奖词：“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提出了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驳倒了三十年来包含在一切物理学理论中的基本定律之一，使我们对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质点这一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

总之，在1957年10月诺贝尔奖揭晓之前，对于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旅美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及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中国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另外，学术刊物也积极跟进。4月，《科学通报》刊发了李、杨论文的中文译稿《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这为李、杨之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5月，《物理通报》发表了张宗燧的《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李、杨的理论工作以及吴健雄等的实验工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则连续两期刊发物理研究所朱洪元的文章，分析李、杨科学发现的科学价值及其哲学意义。

李政道、杨振宁为何能在国内迅速成名

概言之，在1957年10月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们二人也已是国内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他们已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这里有一个例证。1957年夏天，也就是李、杨刚获爱因斯坦奖的这个时期，杨振宁因要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就给国内的父亲杨武之发电报，希望他能赴日内瓦与其小聚。这件事最后竟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周恩来批准，杨武之才得以前往日内瓦与儿子团聚。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高层那时已经非常重视在国际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年轻科学家了。

李、杨为何当时在国内大受关注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本身属于国际上热门的重大科学发现；另一方面，李、杨二人中国国籍的身份则更为重要，国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都采用“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一表述。第三，“向科学进军”的国内大环境也是促成李、杨及其科学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

1957年正值“十二年科学规划”全面启动实施，尽管有“反右”的波折，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国家战略，营造“向科学进军”的良好氛围，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攀登科学高峰，向广大民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等，是当时社会的主基调。在此背景下，大力宣传中国人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科学成果，无疑会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而且，争取更多滞留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也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李、杨二人就是重要的争取对象），这也是李、杨二人迅速在国内受到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