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自我评价 称自己是“中间派激进分子”

我参观了公社、学校和工厂后，心中不免疑惑。把“极‘左’派”和“修正主义者”混为一谈似乎忽视了左倾与右倾思想的真正区别。参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旧址时，我不相信陈独秀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也很难说清楚，有人说好，有人则完全否定，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我在想，如果“自留地”没有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数百万旧社会的地主仍然因为家庭背景而被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呢？

我质疑：像大学这样并非军事力量的用武之地，革命委员会手里的军事权力还能在大学这样的地方持续多久？工农兵三方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还能成为平等和谐的伙伴吗？在北京大学，我问罗伯特·温德（他长期住在校园里），晚些时候是否能在电话上同他深入探讨一些问题。由于房间里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温德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不相信电话，写信更安全些。”

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

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华丽壮观，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配有按铃，可唤来满头银发的服务员。与我们同住那间饭店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第二天又来了法国国会代表团。惠特拉姆唯一的烦恼就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惠特拉姆在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闲聊时，他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观看戏剧演出中间休息时，我同来自华北的一位官员谈起上海人的性格。他很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很快地摆了摆手补充说：“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沉稳。北京人比较安静，想得更多些。”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然成为中国人每日的居家之处。外滩大道重新属于当地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曾经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在日记中还写下：“我快要离开上海时，看到了中国求发展的热情正日益高涨。我感觉到，如果十年后再到中国，我将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那里个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正如我在80年代中期设想的那样。

我在北大曾与周一良教授交谈过。周教授身材瘦削，说话斯文，出生于安徽省，曾于1939至1946年在哈佛念书。他认识费正清、本杰明·史华兹和我的其他几个同事。他父亲曾是棉纺厂的厂长，后来任天津市副市长。周一良在哈佛时的论文有关佛教，他的文章《中国的密教》发表在1945年的《哈佛亚洲学研究》上，极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但现在他是亚洲历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我们讨论了近来哈佛校园里关于越战的争论，我说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到了发生社会变革的边缘。“当然，”周教授说，“我明白。”

他的一些学生当时正在离北大25公里的一个煤矿做调研。“他们每周工作一天，余下的时间研究煤矿的历史。”那座煤矿从1896年开始生产，最早是属于美国人，后来归比利时人所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里。周一良把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尽可能地采访到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部分家族史还要向矿工的亲属求证，征集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周一良教授觉得，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国要少很多，他们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待他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意见有分歧。我们都憎恨苏联1968年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是导火线。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中产阶级，同时又没有封建的包袱，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社会模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须。而周教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