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哪个部级单位领导称“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