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后张学良受审时高喊：如获自由将发动革命

在陕西北部那些极度贫穷的窑洞和村落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得以在此休养生息的共产党人，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兴奋。他们知道，这位总司令即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一场以期消灭他们的所谓“最后五分钟”的战役。此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只有两个汉字的其秘书们无法破解的电报。他们的老板微笑地看着他们说：“就要有好消息啦。”这位共产党的领袖通常要在彻夜工作后睡到午后，但在12月12日他却早早起床。现场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要求对蒋进行审判，而政治局也要求处决他。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则骑着骡子赶乘蒋的劫持者派来接他的飞机。

在周赶往西安的途中，蒋正面对着那个派遣孙上校去捉拿他的人——时年34岁的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以便与其父满洲老帅相区别。年轻的张学良在日本人刺杀其父后便与蒋介石联盟，然后，1931年，东京的军队攻占了其满洲的大片领土，并迫使他退入了华北。吸食毒品且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张学良被蒋介石革职，此后他进行了戒毒治疗并在欧洲各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然后回国领受新的任务，其中最新的一项就是“平定”西安北方的共产党。但是，在历经数次失败并且意识到蒋在计划削弱他之后，他得出了国民政府应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占领其故土的日本人的结论。

尽管张可以决定他的生死，但蒋介石还是以他惯用的严厉语调喊道：“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当少帅要求蒋介石对日作战而不是对共作战时，这位国军的领袖大喊道：“滚出去！”尽管蒋已经暗中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对日一战，但他的政策却是确定无疑的—在与侵略者决战之前首先消灭共产党。这是一个他从1931年起就采取的立场，而且现在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策略（这段对话来自蒋介石的日记，见《十字路口的中国》。这是在事件后所写，并有自我溢美之嫌。但其用语与态度却系此二人的特点）。

关押这位中国总司令的房间非常狭小，有一张木床，窗帘肮脏，没有卫生设备。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把扫帚。蒋介石躺在床上，拉过毛毯盖住他的头顶，脸对着墙壁。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既不吃饭也不喝水。一个在门外监视他的军官递给他一件毛皮里子的大衣，但被蒋挡在了一边。

总司令拒绝吃他的卫兵与同事用他们自己的钱给他买来的早餐。当有人建议他搬到一所有暖气和一块草坪的房子时，他回答道，如果不能获释，他就死在这里。腰部和腿部的剧烈疼痛使他根本无法坐起来。午夜后不久，孙上校手里拿着一把枪走了进来。他告诉蒋介石必须搬走，但再次被蒋拒绝，并且再次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孙整整待了90分钟，最后仍不得不放弃。张学良来过两次，据蒋介石说，有一次他站在门口，眼里含着泪水。

这位少帅已经到达了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后来，他被描绘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民族英雄，唯一的愿望就是结束内战，使全中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侵略者。但是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与他本应进攻的共产党秘密进行着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包括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的几次会晤。虽然爱国主义是主要的动机，但他还有其他的理由采取行动。除了丧失指挥权的威胁外，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即将到来参加反共战役以及给养要求的屡遭拒绝，都威胁到了他的区域性统治的基础。张已经失去了“满洲”以及后来在北平附近的领地，现在，他又要冒在最后的避难所中被总司令边缘化的风险。尽管抗日统一战线可能会有损蒋介石的权威，但绑架总司令的权力游戏却似乎可以提供一种保持其地位的方式。指责张不负责任与愚蠢的美国大使气愤地将他的行为描述为“低级的芝加哥匪帮”。

被强力拥蒋的《生活》杂志指斥为“本周恶棍”的并非少帅一人。劫持主意是与当地一位将军—同样担心其地位的前土匪杨虎城共同谋划的。当杨建议捉拿蒋介石迫使其就范时，张最初反对这一想法，但在蒋威胁将派遣一位更加有雄心的将军去领导反共战役，并将他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少帅还处在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左翼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在内蒙古对日本傀儡军队的一次胜利也许增加了采取行动的召唤力。挥舞旗帜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举行示威游行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呼吁释放七位因敦促共同抗日而在上海遭到拘押的爱国人士（七君子）。总司令要求张惩罚他的左翼顾问，并且称西安为“红城”。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两人。而当张转达学生们的主张时，蒋介石则拍着桌子破口大骂。

12月11日总司令前去少帅有着高大窗户的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砖楼里看望了他，然后两人一同出席了由总司令主持的晚宴。蒋介石的一位将军告诫说可能会有针对他的阴谋并建议他乘火车离开，但这位国民党的领袖却决定留下来，并驱车经过城东白雪覆盖的麦田来到温泉。张在返回到他的司令部前又出席了一个社交场合。他登上了楼前的16级台阶来到了二楼会议室，里面的沙发和椅子上覆盖着雪白的外罩，还有铜质吊灯、粉红色玻璃以及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13位军官已在那里等候良久。少帅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抓捕蒋介石，“除非绝对必要，不许开枪射击。”他命令道，“总司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被活捉，而且不许受到任何伤害。如果他受伤，我就枪毙你们。”

孙上校的队伍完全没有理会不许开枪的命令。绑架完成后，张在一封致全国与地方领导人的通电中，遵循突出其地位的通行做法，号召改组政府，结束内战，释放在上海被捕的反日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结束对民众爱国运动的限制，召集救国会议，实行国父孙中山所阐明的鼓励民族、民权、民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