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是如何当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

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对农民问题有深刻体会的缘故，毛泽东对农民运动讲习所投入极大的热情。第六届农运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327人，教员23名，其中16人为共产党员。在讲习所中，毛泽东主要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除了专职教师之外，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汪精卫和何香凝都先后到所里做过报告。

对于毛泽东来说，农运讲习所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能通过学员材料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现实，获得革命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非常重视学员写的材料，还选出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书》出版发行。而在序言中，他写下一段至关重要的话：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在毛泽东主持农运讲习所期间，总共编辑出版了52种《农民问题丛刊》。而且这批农运积极分子还被送到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农村参观。这些学员毕业回省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当地农运的骨干。在北伐期间，这些农会组织起来支持北伐，给北伐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使得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在内不少国民党军官，都对其保持了好感。

在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又在武昌举办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被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邓演达、毛泽定和陈克文为教员，共招收900多名学员。一时间，北伐军所到之处，农运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湖南“湘乡、衡山和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但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这些农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火行为，同时反动派对农运的反扑也是极其残酷血腥的，光湖南安化县，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人至多。农运是不是过头了？农运搞得对不对？一时间国民党内对此议论纷纷，而毛泽东泽通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三湘大地上的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历史的使命”，“乃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中国国民革命中心问题是什么？不用等到1946，早在20年前的1926年，毛泽东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他才会对农运保持如此高的热情，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做出全盘肯定——事实上和所有的运动一样，农运自然也有“过火”的问题。但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因此这些“过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他毕竟还不是以后那个经验丰富的领袖，他只看到了农运震撼整个社会的力量，却未能考虑这种震撼会多大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随着农运深入，土地革命变得迫在眉睫，而这种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革命则远不是此时的中国所能承受的，早就对农运心存疑虑的国民党更是产生激烈的分化，大量的人开始站到敌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一边，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

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清党之后。中共决定起义，首选地点就是毛泽东等人前期工作充分，农运基础好的湖南等地，而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真正扎根到农村，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绩超过了中共成立以来所有工作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