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 唯何人独树一帜搞个人崇拜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