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元代历史贡献：为弥合中国南北隔阂起重要作用

北京元史研究力量较集中的有北大、中国社科院与中央民族大学。邵循正教授改行近现代史研究后，他的学生继续做元史研究的有好几位，比如陈高华分到了中国社科院，社科院过去还有杨讷（后来做了国图的副馆长），他们两位是社科院历史所的重要研究人员。过去历史所还有白刚（南大毕业）、史卫民（中央民大贾敬颜先生的学生）等，现在中青年学者中有刘晓与张国旺等。余大钧先生去北大后，也培养了一些学生，如张帆与党宝海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与北大近年来最重要的成果，要数《元典章》的点校本。除了历史所，社科院还有近代史所，因为范文澜先生编《中国通史》，通史组设于近代史所，当年范先生的主要助手是蔡美彪教授，范先生去世后，是他主持完成了这项大工程。蔡先生是辽金元史出身，通史组里的研究力量多年来也以元史为主，比如周良霄、韩志远先生等。近年来蔡先生年事已高，上述几位专家退休了。此外，社科院还有民族所，翁独健先生曾在那里工作，他是从哈佛回来的，专长于元史，带了一批人，老一辈的有刘荣焌、高文德、蔡志纯与白翠琴等先生；翁先生去世以及上述几位老先生退休后，民族所的研究便不再以元为中心。到现在，比较集中从事元史就是北大和社科院历史所了，其他地方，如中央民族大学也相当强，除了前面提到的尚衍斌之外，还有北大毕业的钟焓。

南开大学是元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杨志玖教授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元史，主要关注三个专题：一是关于马可？波罗，他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七十多年前他在《永乐大典》中找到了一条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二是元代民族等级制度中的回族人历史；三是军队制度，元代有一部分军队叫探马赤军，杨先生研究了这部分军队的性质、来源和组成。他也培养了不少学生，除前面提到的李治安先生之外，还有王晓欣教授，长于元代军制研究，现在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中青年学者有薛磊与马晓林。近年来该校较大的科研计划是元代北方地区碑铭的收集整理工作。

从元史研究的切入点来看，有几种视角。一种是更贴近于中国的断代史研究视角，即把元作为中国王朝体系中的一环，与唐、宋、明、清等做比较研究，北大、中国社科院、南开基本上是这样的视角。同时，元又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也是民族史的一部分，从民族史的角度入手研究元史，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内蒙古大学在这个方面比较擅长。

此外，因为蒙古扩张到了俄罗斯、东欧、伊朗等等，所以全世界都有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他们都是从各自的专长出发，比如亚美尼亚人就从亚美尼亚拥有的史料出发，俄罗斯则有金帐汗国的史料，因此，境外研究者的主流，尤其是西方学者，主要是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而我们南大，则认为应三家兼顾：因为韩先生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注重把元放在世界历史的横切面里来观察；同时，韩先生在留学时学习了中国的边疆民族史，比如突厥、回纥等，所以习惯于从内亚视角来研究元朝；当然，我们也是把元作为中国王朝体系的一部分，深耕于中国历史。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渐渐参加了联合国所属的各个专业组织的活动，我国才知道教科文组织一直在编写一部题为《中亚文明史》的多卷本著作。这项工作由苏联主导，当时中苏关系不好，国内有关领导希望避免未来书中出现可能对中国不利的内容。于是，我国于1978年参加了该书的编纂委员会，韩先生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的团长，去巴黎参加了编辑会议，被推选为编委会的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就是为这个事情成立的，时任主任马雍教授就是中国专家代表团的团员。所以，南大从内亚视角来研究元史的传统是从1970年代恢复的。这套《中亚文明史》已经引进翻译出版了。

澎湃新闻：海外汉学对清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元史领域好像不太有？

刘迎胜：元史和其他断代史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清代自《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被发现之后，就在元史学界引起轰动。十九世纪末洪钧到俄、德、奥、荷兰四国担任公使，发现海外的元史研究也有很多非汉文史料，于是回国后写了《元史译文证补》，翻译了不少海外资料。这是内亚视角的开始，使元史学界意识到光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要注意新材料。慢慢地，元史研究的主流演变成了海外东方学中的汉学、中国传统乾嘉史学中的边疆舆地之学和钱大昕以来的传统元史学三者之间的结合。多年来元史学界几乎没有人会把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视为异端。反过来，海外蒙元史学界在中国元史学界面前，从整体上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资本。对科学研究来说，要承认研究材料的共通性，只要材料是真实的，使用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观察的方法和视角可以不同，剩下的只是观点的分歧。

我想你是想问，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国内学界在看待国外有关元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时，有没有面临当代“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据我理解，海外“新清史”研究流派的学者自认为他们能够挑战传统清史研究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史料，“新清史”强调了汉文史料以外，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非汉文史料的重要性；第二点是视角，“新清史”强调清的“内陆亚洲”属性。

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是两个学术传统融合，一个是以清钱大昕等优秀学者为代表的乾嘉传统，一个是前面我已经提到清末洪钧出使欧洲以后介绍到中国的欧洲东方学。

我们先讲第一个传统。“乾嘉学派”代表了我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其学术追求以及其方法论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人文科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明初修《元史》时，虽然使用了大量元代文献，但却没有利用元皇家秘档《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后来明人对《秘史》用汉字注音，加上旁译与段后总译，用为培养蒙古语译员的教科书）。直至《秘史》被人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后，才引起学界的注意。钱大昕是最早注意到《秘史》史学价值的元史学者之一。钱大昕以前的元史学者，在言及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北方民族人物氏族及族属时，其理解均没有脱出传统中国史学的范围。钱大昕是通过阅读《秘史》，第一个从血缘的角度理解蒙古人内部亲疏之分的元史学者，因此他所编次的《元史氏族志》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钱大昕阅读过《圣武亲征录》，注意到《秘史》与《太祖纪》之间的差异。而相对于传统的汉文史料，《秘史》是另一类史料，是元代蒙古人自己书写的史籍。换而言之，钱大昕既关注到非汉文史料，也试图通过《秘史》来理解元代历史。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新清史”的两个最重要的突出点，从元史研究的角度看，钱大昕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始萌芽。

其次再谈欧洲的“东方学”。从清末开始，赴欧美、日本求知的中国学子便开始有人学习“东方学”，其中最杰出者便是陈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外归来的有于道泉、王静如、夏鼐、冯家昇等人，而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先生则是将近代欧美蒙元史流派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形成当代中国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代表人物。要说国内蒙元史研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我个人感觉，如果有，也就是在清末洪钧归国著《元史译文证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韩、邵、翁三先生带来欧洲“东方学”的视角那几十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