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键细节的误译

原标题：一个关键细节的误译

译本细读

□柳冬妩

卡夫卡《变形记》最有影响的两种汉译本分别是李文俊译本、张荣昌译本，但这两种优秀译本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翻译错误。李文俊的译本是从英文译出（纽约《现代文库》1952年版《卡夫卡短篇小说选》），英译者为威拉·缪尔与艾德温·缪尔。最近几十年来，在《变形记》的各种译本中，李文俊的译本产生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被收入上海、广东等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和很多大学教材。张荣昌的译本主要根据德国保尔·拉贝编纂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费舍尔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张荣昌的译本十几年前就入选了人教社高中语文第五册第四单元，至少有几千万高中生读过，其影响力仅次于李文俊。

李文俊与张荣昌译本最严重的一处误译是将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的一张照片，译成其父亲的。在《变形记》的第一部分，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经过几番挣扎，终于打开了自己的房门，他侧着探在外面的头，终于看到了对面墙上挂着的这幅照片。小说的所有情节与细节，几乎都与这幅照片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关系。让人遗憾的是，收入高中语文教材的两种最有影响的汉译本却在这个关键性细节上出现了误译：

大大小小的早餐盆碟摆了一桌子，对于格里高尔的父亲，早餐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他边吃边看各式各样的报纸，这样要吃上好几个钟点。在格里高尔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他服兵役时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他的手按在剑上，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分明要人家尊敬他的军人风度和制服。（李文俊译）

桌子上摆着数量极其众多的早餐餐具，因为对于格里高尔的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读着各种报刊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正对面墙上挂着一幅他服兵役时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他的手按在剑上，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分明是要人家尊敬他的军人风度和制服。（张荣昌译）

结合上下文，张荣昌的译文，非常明确地指出照片是他父亲的。笔者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张荣昌先生求证，他告诉笔者这照片的确是格里高尔父亲的。李文俊的译文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照片也应该是他父亲的。笔者打电话给李文俊先生，也得到了他的证实。很多研究者也是这样理解的。金晓燕在《试析余华与卡夫卡创作中的父子关系——以〈变形记〉和〈在细雨中呼喊〉两部作品为例》（《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中认为：“老萨姆沙保持着他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他对自己服兵役的经历十分得意，这张照片挂在格里高尔的对面，它仿佛是一种权力意志时刻震慑着儿子。”这篇文章引用的是李文俊译本。梅进文在《卡夫卡的反向弑父——以〈变形记〉为例》（《大众文艺》2010年第6期）中依据张荣昌的译本，也认为卡夫卡描述了父亲曾经的军人身份，这种“身份和按剑的姿态无疑时时刻刻都会给格里高尔以某种心理暗示”。

但是，叶廷芳与谢莹莹的译文，却明确指出照片是格里高尔的：

桌子上摆着很多早餐餐具，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要花好几个钟头。恰好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照的相片，少尉的装束，手按在剑上，微笑着，无忧无虑，一副要人家一看到他那风度和制服就肃然起敬的样子。

（叶廷芳译）

桌上摆了许多早餐的杯盘，因为早餐是父亲最重要的一顿饭，他在早餐时看好几份报纸，一坐就是几小时。对面墙上挂着一张格雷戈尔服兵役时的照片，他穿着少尉军装，看他手握着剑，面带无忧无虑的微笑，样子像在要求人家尊敬他的姿势与制服。

（谢莹莹译）

除了叶廷芳、谢莹莹译本外，赵登荣、姬健梅、金溟若、朱更生和李豫的译作《变形记》都将照片明确译为格里高尔的。对照片的归属问题，这几种译本的翻译与李文俊、张荣昌译本大相径庭，完全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格里高尔的那张照片构成了小说结构性反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照片是他父亲的，反讽的美学效果将荡然无存。卡夫卡通过对制服和“指挥”、“瞄准”、“轰炸”、“攻击”、“投掷”、“拯救”的描写，不断强化着那张照片的反讽意味。在《变形记》里，格里高尔退伍少尉的身份，比推销员的身份，更重要，更耐人寻味。张荣昌的译本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李文俊的译本收了上海、广东等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和很多不同版本的大学教材，作为拥有最多读者的两种译本，本着对原作者卡夫卡的尊重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此处误译应该给予纠正和完善。

在《变形记》德语原文里，卡夫卡非常清楚地交待了“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照的相片”（Photographie Gregors）。格里高尔的这张照片是卡夫卡精心设计，而且是智慧的，关乎小说的结构反讽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它决定了《变形记》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细部、语言的关系均是反讽的。李文俊与张荣昌的译文，在照片归属这个关键性细节上出现了误译，损害了叙述的整体效果和个性风格。

李文俊将这个关键性细节译错了，需要在威拉·缪尔与艾德温·缪尔的英译本上寻找原因，也就是说，李文俊翻译时所使用的底本，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艾德温·缪尔（1887-1959年）是苏格兰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是英语国家最早传播、阐释、翻译卡夫卡作品的人之一。他与妻子威拉合译的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于1930年出版，之后相继推出《中国长城建造时》（1933）、一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审判》（1937）、长篇小说《美国》。这些英译本一直统治着英语国家的图书市场。2003年度诺贝尔奖得主库切曾在《翻译卡夫卡》的文章里，专门分析过缪尔夫妇的英译本，“特别是在英译本《城堡》中，缪尔夫妇译错细节的地方有成百上千。这些错译的地方，个别的看来，也许不是十分重要，但是累积起来，对读者的负面影响就非同小可了。”“卡夫卡的文体有时晦涩得足以使任何读者望而却步，而每当此时，缪尔夫妇的策略就是对卡夫卡的原意加以猜测，而不是靠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实，译者遇到麻烦时，逐字逐句地翻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可指责，总比缪尔夫妇的胡乱猜测要好。”

库切的文章没有提到《变形记》，但缪尔夫妇翻译《变形记》时也没能做到“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对李文俊的“负面影响就非同小可”。缪尔夫妇将“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照的相片”译成了“在格里高尔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服兵役时的照片”。从缪尔夫妇的译文里，我们还可以判断照片是格里高尔的，但显然没有忠实于卡夫卡的原文。李文俊不小心将“在格里高尔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服兵役时的照片”译成了“在格里高尔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他服兵役时的照片”，将“他自己”变成了“他”，导致了最严重的一处误译。张荣昌翻译《变形记》时虽然使用德语底本，但明显借鉴了李文俊译本，顺便把这处误译也“借”去了。

《变形记》作为世界名著，在我国已经有十几种公开出版的汉译本，但是对译文的质量却缺乏监督，对译作的评论更是凤毛麟角。文学翻译的第一宗旨就是“信”，就是要忠实于原作。译文不仅要在整体上（如故事情节等方面）和原文保持一致，在细节上（如各段各句的意义）也要保持和原文最大程度的贴近。

柳冬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