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利 经历了多少苦 草根儿熬成了大学者

原标题：冯其利 经历了多少苦 草根儿熬成了大学者

冯其利，1949年生于北京,当过工人，热爱历史，对清史尤有研究。北京旅游学会、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清代王爷坟》、《寻访京城清王府》等作品。2014年11月24日因脑梗去世，享年65岁。

冯其利著作

冯其利著作

隆恩寺石雕

初中生、下岗工，成了“清王坟”研究第一人

十几年跋山涉水 ，足迹踏遍北京郊区

要活200年才能整理完研究资料

溥杰生前评价：一个汉族人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事

清明将至，一场春雨及时来袭，平添了几分对故人的湿漉漉的追忆。北京人冯其利已经走了百余天了，这将是他的第一个清明忌日。

在丰台区石榴园北里的一栋居民楼里，他的家依然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尤其是他伏案工作的小阳台，妻子崔平已经拉上一道帘子，不让家人随便进去。书架上一整套《清史稿》落了些许灰尘，还有写到一半的笔记本、没拷出文件的U盘，崔平都不去碰它们，仿佛大门咔嗒一响，那个浑身带着寒气的人马上就要匆匆赶进这里。

这段时间，家人还是会接到“找冯老师”的电话，对方不是“有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有件事情要商量”。当崔平告知对方“冯老师已经去世了”，电话那头往往出现充满错愕的长久的空白，这段空白让崔平恍惚中又回到了冯其利最后的日子。

伤逝

脑梗导致身体僵硬、小便失禁 送进医院已丧失意识 京城文史界集体送别老冯

2014年11月20日这天，崔平发现脑梗一年多的丈夫冯其利，一只眼睛又突然斜了，她心里一沉：“其利干吗呀？别再添毛病了！”但躺在床上的冯其利已经不能应答。从9月份起他的身体和双腿开始变得僵直，抱也抱不起来。逐渐丧失的吞咽功能让他喝一小碗水也能呛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是小便失禁，一个月里用光了100个尿不湿，换洗下的尿垫子挂满了窗边的绳子。

擦洗、按摩、喂食，一天忙到晚的崔平曾幻想着哪怕就这么伺候他十年八年呢？不用成天跑出去调查研究了，就自己待在家里看看书也好。然而这两个月来，眼看着冯其利一点点熬尽了气力，崔平意识到留住一个只会吃喝的丈夫也是奢望，不禁痛哭一场。

21日，冯其利丧失了意识，送进医院时各个器官都已经衰竭。大夫催促崔平：我听说他是做学问的，您赶快给他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让他们来看他。儿子也说：妈，我爸爸的朋友只要有一个人来，我爸爸就走了。圈内的知己同好闻讯纷纷赶来，24日晚，陷入深度昏迷的冯其利也许感知到了这一切，安详离开。

60天后，隆冬中的北京寒意正浓，几经打听，记者敲开了逝者冯其利家的家门。

这是一套实际使用面积只有40多平米的两居室，最拥挤时曾经蜗居着老小三代6口人。大房间搁一张床、一小组柜子加一个圆饭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床上一个崭新的IPAD是目力所及范围内最时髦的物件。

“我闷得慌，主动提出来让儿子买的，除了打打游戏，就是上网看其利讲课的视频。”

崔平摩挲着屏幕，她以前从来不看丈夫研究的东西，打心里恨，恨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四处奔波、抄抄写写，最终累垮了身体。然而追悼会上的一幕却深深感染了崔平，京城里热爱文史的人士都来了，为这个曾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老者留下了惋惜痛心的泪水。其后，多家报纸刊登了冯其利病逝的消息，老北京网的首页也置顶发布了“沉痛悼念著名清史学家冯公讳其利先生”的悼词。她曾经“不懂”、“不理解”甚至发狠“不再想”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自己真的离他太远了。

兴趣

身为工人却不会用钳子、扳手

每到周末就钻进荒郊野外

四年读完了500多卷《清史稿》

冯其利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学者，并没有耀眼的专业教育背景。1968年初中毕业后，他被分配进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个年代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不知羡煞多少人，但冯其利却似乎总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跟冯其利一个车间的崔平很快就发现他“不务正业”。上班时间他只管按一个按钮，领导让他松个阀门，他就老老实实回答：没学过，不会。他确实不会，直到提前退休，他也没把钳子、扳手摸熟，惹得厂领导不止一次挖苦他：冯其利啊，你是真不适合在我们厂子工作！

八小时之外，冯其利沉迷于抄抄写写，一手硬笔小楷字非常漂亮，后来还经人介绍帮学者郑公盾抄写了多年的文稿。他能一笔一画手绘北京地图，而且每到周末休息日，就带上干粮钻进荒郊野外，没人知道他在捣鼓什么。

与冯其利志同道合的文史爱好者、北京史地民俗协会的副会长常华回忆，“文革”后期，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很贫乏，厂子里的工人下了班没事干，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但冯其利“不好这个”。

原来，在为郑公盾抄稿的过程中，冯其利渐渐迷上了历史，尤其是清代史，并花四年时间读完了500多卷的《清史稿》及其他大量的清史专著。读书的同时，冯其利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只要听说哪里有一处古迹，就要赶过去看一看。这种研究方式和习惯一直坚持到他躺倒在病床之前。

就是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冯其利结识了有相同兴趣的常华和京城其他文史爱好者。荒郊野岭里一块墓碑究竟为何人所有，丈量完尺寸、拓下碑文，接下来就需要查阅史料寻找蛛丝马迹。当时有关北京的地方志没有发行新版本，只能去北京图书馆翻民国年间的版本，难度很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晚报》复刊后开办了一个《谈北京》的小栏目，几百字的“豆腐块”文章，吸引了一批史地、民俗的业余爱好者踊跃投稿。一天，已经结婚有了儿子的冯其利对妻子崔平说：“将来我一定要在《北京晚报》上写上我的名字。”

几十年过去了，崔平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怎么能在《北京晚报》上写上你的名字？”

让崔平吃惊的是，1981年，丈夫的“豆腐块”真的登上了《北京晚报》，而且此后“冯其利”这个名字时不常就见诸报端。快80岁的老岳父只要听说有女婿的文章发表，就乐呵呵地赶到菜市口大街买上5份。厂领导似乎也逐渐意识到强扭的瓜不甜，趁厂子搞“社会教育”将他调进了教育科，主讲近代史。

冷门

没人说得清墓主人是谁

溥杰鼓励他大胆探索

平头百姓瞄上了天潢贵胄

一个来自民间的学者被誉为“中国研究清代王爷坟第一人”，似乎有夸大的嫌疑，但在北京的文史圈里，提及冯其利，没人会认为他有辱这个称号。常华说：“清代王爷坟、王爷府，在他之前没人做过系统的研究，现在也没人能超过他。”

相比其他领域，“清代王爷坟”是个冷门，资料少、野外调研量大、还难出成果。但也正是这个“冷”字，让追求功利的人远离，给了冯其利填补空白的机会。

1982年，《北京晚报》上刊登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冯其利的注意。消息报道辽宁抚顺的萨尔浒古战场开放，其中展出的62件明清石刻都是从北京西郊的隆恩寺运过去的。隆恩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明清石刻，痴迷历史的冯其利决定赴实地一探究竟。

休息日，背着干粮的冯其利先乘公共汽车到达郊外，然后再徒步前往隆恩寺。不料一番周折后，出现在眼前的隆恩寺已经变成北京军区某部的驻地，禁止老百姓入内。不甘心的冯其利在四周转悠，忽然发现附近有一座清代王公坟墓的遗址，好奇之下，他询问了当地几位老人，但谁也说不清墓主人到底是谁。

回到城里，冯其利没有查找到任何相关史料，这更激起了他那股追究到底的拧脾气。虽然不擅社交，几经犹豫，他来到护国寺敲响了溥杰的家门，以求得到指点。后来冯其利告诉常华，那天开门的恰巧是溥杰本人，听说了自己的来意后，素昧平生的老人非常感动，将他引进屋内详谈。隆恩寺的王坟究竟为哪位先人所有，溥杰也并不清楚，但他鼓励冯其利大胆探索，并亲手写了字条为他引见两位专家。

不料专家也未能解答冯其利的疑问，他们告诉冯其利，清代宗室王公墓葬研究是块空白，过去一些地图上标的地名不准确，有的又只标出坟冢没标名称，如果他能把这些墓葬一一理清，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听了这番话，一直在寻找主攻方向的冯其利大受启发。又一个休息日，他再次来到隆恩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年看坟人的后代赵成德，老人的回答振奋人心：“坟主的后人姓曾，是个大夫，就住在福绥境胡同。”

冯其利立刻返城马不停蹄地找到曾大夫，曾大夫取出家谱，真相水落石出，原来隆恩寺的王坟遗址是努尔哈赤的第七子阿巴泰——清初饶余敏亲王的家族墓地。

成功的喜悦坚定了冯其利的信念。清朝前后共十二代皇帝，皇子近百位，亲王、郡王也有百余名，他们死后大多葬在京郊风景秀丽的山区。但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墓葬都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连墓碑都遗失了。而皇室的后人在历史的更替中也逐渐散落于民间，有的没落后把姓氏都改了，捱过十年浩劫的，对自己的身份更是讳莫如深。这些都成为清王坟研究的重重障碍，但冯其利决心要在这条学术道路上一走到底。

荒野

整天钻“坟圈子”，半夜还在抄资料

羽绒服从来不系扣，就拿根绳一勒

500G的硬盘至少存了20个

圈里人谈起冯其利对研究的投入都用到一个“痴”字，为了研究，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都在所不惜，常年遭高血压、糖尿病的折磨也依然心无旁骛。

崔平经常听邻居招呼她：“哎，快看，你们家冯其利回来了！”在小区里，自己的丈夫绝对属于一怪。“他穿羽绒服从来不系扣，就这么敞着，再拿根绳一勒，手里提一个大红尼龙袋子。有一次我姐上家里来，说其利，你那羽绒服是不是该洗一洗了，怎么后面背一幅地图啊？然后又说，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应该搁洗衣机里洗一洗。”

对于丈夫的不讲究，崔平无可奈何。每天一早5点冯其利就背着书包出门了，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进门包一放，先直奔小阳台改造的所谓书房，抄个不停，中途花5分钟吃碗饭，再继续写，话都顾不上说一句。有时崔平睡到半夜醒来，发现阳台的灯还亮着，忍不住埋怨“不要命啦”，冯其利就头也不抬地回一句“你不懂”。自己买给他的皮鞋，他也从来不穿，只穿松口布鞋和旅游鞋。整天“钻坟圈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十几年里，因为要伺候相继瘫痪的双方老人，崔平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也就任他去了。

研究清王坟，冯其利一直恪守“实地勘察、采访亲闻者、与史料相互印证”三条原则，丝毫不肯马虎。为此，他的足迹踏遍了北京郊区，甚至还走访到天津、河北。借助交通工具抵达的地方毕竟有限，剩下的路，冯其利全靠一双天生平足的脚和一副吃苦耐劳的精神。

没用电脑之前，所有实地获得的数据、采访口述加之参考资料都靠冯其利一笔一画手写，圆珠笔芯一捆一捆地买回家，密密麻麻抄了无数本。等有了电脑，虽然还是用手写板，总算可以存储了，手边500G容量的硬盘至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U盘则不下百八十个。冯其利多年的好友杨海山帮他估算：“手写内容绝对不少于上千万字，我的床底下有半床都是他当年手抄完又复印的资料。”

冯其利去世后，杨海山经常睡不着觉，耳边总回响起老友多次跟他说过的话：按照我的水平和速度，我需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和我必须整理的东西，没有两百年完不成。人生有限，我得抓紧每一天，活一天就得干一天。

在老北京人眼里，“钻坟圈子”是件不吉利的事，十几年跋山涉水，冯其利大都是只身上路。他曾因为迷路在荒郊野岭的破庙露宿，身上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撸柏树种子充饥。第二天下山后，老乡听说了他的遭遇都替他后怕：“那山上可有狼啊！我们都不敢在里面过夜。”

危险阻挡不了他的脚步，病痛更是。年轻时冯其利得过一场肾病，身体底子不好，之后又出现了“三高”症状。有次杨海山和冯其利一道出门，路过社区医院，他硬拉着冯其利去测了测血压。

“当时大夫就惊着了，说您高压都200多了还出门哪！冯其利笑笑不说话。”

有时腿疼得实在厉害了，他就随身带一张小马扎，公共汽车没来前坐一会儿，路上走累了也坐一会儿。大夏天里奔波一天进了家门，崔平看他脸上的白癜风都被晒得通红，拉开冰箱门就找冰棍嚼。“他血压那么高难受啊！我说看把你累的，你太苦了！他就说我没时间，我能又活了30年知足了！”

1996年11月，凝结了冯其利十几年研究心血的《清代王爷坟》一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他勘察的83处王坟，范围涉及北京、天津蓟县、河北易县、涞水等地。他走访了数以百计的村民和健在的旧时看坟户后代，由清代宗室封爵制度入手，附以碑记、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等各项调查，为这个空白领域填补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2001年，《北京档案史料》连载了冯其利的《京郊清墓探寻》；2006年，转攻清王府题材的冯其利又出版了著作《寻访京城清王府》。

溥杰生前曾向爱新觉罗家族郑重介绍过冯其利，并嘱咐他们要多多善待，“一个汉族人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事，太不容易了。”

由于常年浸染，冯其利对皇族谱系了然于胸，尤其是爱新觉罗氏。他的通讯录上记录了近千名爱新觉罗氏后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哪家祖上的根儿是谁，分多少支，没人能比他更明白。经常有皇族后人慕名而来，向他寻根问祖。圈内人凡是涉及这个领域，也只有向他求教。

下岗

成了压缩厂500多下岗工人之一

整理档案，午饭时间都舍不得浪费

每天都有文史爱好者、专业人士慕名而来

在专业研究上，冯其利是不折不扣的专家，但作为一名技术工人，却又是个尴尬的存在。1992年，公司改制，冯其利成了压缩机厂500多名下岗工人中的一个。厂领导怕工人闹事，特意事先组织他们学习，了解北京的风俗人情，而讲课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其利。尽管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可冯其利依然一丝不苟地备课，遇到拿不准的内容还去请教相关专家，这让身边的朋友们难以理解。

经历了几年抄抄写写的打工生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经人介绍，冯其利作为外聘人员进入北京市档案馆做档案整理的工作。因为人手短缺，档案馆有大量原始材料无人进行基础的分拣归类，更别说从中提取、研究有效的信息。

若非真正的文史爱好者，档案整理工作其实相当枯燥。大部分原始材料都是民国时期的，涉及方面广泛。繁体字、竖排，每人每天还有上百条的定额，抄不了多久就眼花缭乱，很容易出错。

初入整理处，不修边幅的冯其利就引起了研究室主任刘苏的注意。别人只当是养家糊口的苦差事，他却如鱼得水，经常一支笔，一盏灯，一摞材料，一抄一整天，甚至连午饭时间都舍不得挤出来，啃根黄瓜吃个西红柿草草了事。

冯其利如饥似渴的状态给刘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工作精神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时候北京社科院的一些老同志就像他这样。‘文革’刚结束，急着挽回损失，心气儿特别高，白纸包个馒头就一头扎到国子监的图书馆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逐渐被社会的浮躁给卷走了，可冯其利没有。”

看似冰冷、陈旧的档案，其实曾经是喧闹火热的生活。从2001年起，档案馆利用馆藏资源举办了一系列北京胡同展，为胡同里的新老居民讲述家的故事。展览材料来自1946-1948年北平市警察局的户口登记档案，从姓名、性别、婚嫁、子女、籍贯到教育程度、职业、宗教信仰等等，内容十分详细，北平和平解放后便保留了下来。

虽然属于开放档案，但多年来这些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为此刘苏所在的研究室成立了《胡同史料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课题组，并将史料挖掘整理工作交给了冯其利。

接下来的几年间，冯其利的举动让刘苏惊奇而又钦佩：“他每篇档案都看了。大多数人看档案，只要能满足眼前需要就不再继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他这个程度。”

2011年初，凭借对皇族后裔和近代名人的捻熟，冯其利从海量的户口信息中检索、提取，完成了“内外城胡同名人地址线索”的档案摘抄文稿，文稿共收录了内外城居民信息8417条，为反映1949年前夕北平居民状况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年近半百才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幸或不幸，对冯其利来说，十年档案馆光阴都是收获颇丰的 。随着一系列成果的发表，冯其利的名声也在圈内不断传播，几乎每天都有文史爱好者和专业研究人员慕名来到档案馆向他求教，而他也毫无保留地倾囊而出。刘苏真心为这个老大哥高兴：“现在的人，追逐名利的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利一直守着他喜欢的领域30多年，当然时代最终也给了他机会和回报。”

病痛

东城区的井盖已“整理”出六百多个

尾骨突出，磨坏了裤子和马扎，却忍痛不说

病床上挣扎着写出“想上图书馆”

年满60岁后，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档案馆终止了与冯其利的聘用关系，但冯其利不愿意过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又受聘到首都图书馆检索摘抄没有对外开放的老报纸。

对王坟、王府的研究已经暂告一段落，可强烈的紧迫感却依然如影相随。此时，北京的老井盖文化又引起了冯其利的兴趣，老朋友常华得知后一声叹息：“又是一件苦差事！北京有多少井盖啊，十米八米就一个，只能靠走。”

由于老井盖多存于公园、大学和一些偏远的地方，从未逛过公园的冯其利买好各大公园的年票，无论严寒酷暑，一到休息日，就背上照相机和小笤帚出发了。

不断飙升的血压让妻子崔平担惊受怕，冯其利回应的还是那句：我没时间了！他告诉杨海山自己的设想：先把北京城的老井盖按区域划分好，然后逐步进行实地调研、整理和发表。东城区可能有一千个，已经整理出六百个，先发表出去，后续延伸的内容再不断往里补充，不能等。不久，《北京档案史料》开始连载冯其利的老井盖文化系列文章。

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这一次调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急迫。同时，关于老报纸的整理工作也愈发让他废寝忘食。由于是得到了图书馆的特许，冯其利尽量抓紧时间将北京的老报纸从头至尾翻阅一遍，然后分出王公贵族、政要人物、社会现象、戏曲曲艺等等十几个类别进行拍照录入存档，以便将来进一步提取信息。

超负荷的工作强度终于让这个浑身是病的老人有些支撑不住了，2013年7月底，常年血钾低的冯其利破天荒听医生的话住院打点滴。因为平时从来不去医院，崔平赶紧趁这个机会让丈夫好好做个全面检查。脑科和心内科的会诊结果出来，大夫告诉崔平冯其利的大脑上有一块腔栓，脑干上也有一块，脑子通往中枢神经上还有一根血管闭塞。8月12日，还在住院中的冯其利早上起来突然不会说话了，也无法坐立，医生预言的 “爆胎”瘫痪就这样发生了。

崔平忘不了丈夫瞪着眼睛看她想说说不出来的样子，“我赶紧把家里儿子的小黑板拿来让他写，他还写‘我想上图书馆’！”

“去首图”成了冯其利心头咽不下的鲠。出院后，又能说一些话的他总缠着崔平带他去图书馆。

“他告诉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就是每天这么拍照可能还要照五年时间。我就说他，生命不是自己的？他又说你不懂。我确实不懂、不理解，你都这样了，还上图书馆？那天我出门办点事，到家看见他妹妹站那儿直哭。我问干吗呀？她说我大哥说什么都不吃饭，你前脚走，后脚就拉着我要上图书馆，我哪儿弄得了他，怎么去啊？”

姑嫂两人相对流泪。

从前总是风尘仆仆的丈夫一天比一天沉默了，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衰退。崔平嘴上数落着他：“后悔了吧？站不起来了，没人领着你，一步都走不了了，你就不折腾了！”内心却翻江倒海：“他这辈子太苦了，不讲吃，不讲穿，没看过电视剧没出去玩过，我们俩连一张合影都没有。他病了以后，我给他洗身子，摸着尾骨那儿出来这么大一块骨头，那是腰椎间盘突出露出来的！怪不得他每天走着上班，坐坏了六个小马扎，裤子也老是磨破，他从来不说！”

2014年11月26日清晨，在同仁医院的太平间，65岁的冯其利向亲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他面容平静，化妆以后脸上的白癜风不见了，也少了几分苍老。苦行僧般的人生已经终结，舍与不舍，都是该好好休息的时候了。

文/本报记者 颜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