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利益输送！“面子”？滥权谋私！

原标题：“人情”？利益输送！“面子”？滥权谋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崔仁泉等人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2014年2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原局长崔仁泉被立案查处后，在检讨、反省自己违纪违法过程时，说的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人情”、“面子”，“是人情、面子害了我啊！”

真的是这样吗？崔仁泉等人违纪违法案件剖析发现，所谓逃不过“人情”，不过是贪腐之人混淆“礼与贿”、“情与法”的借口，实则大肆利益输送；所谓抹不开“面子”，更是放弃信念与自我约束，放纵个人欲望，大肆滥权谋私！

市人社系统系列腐败案，犯案可总结四大因素：理想信念动摇，心理因素作怪；权力过于集中，监督制约乏力；不良风气侵蚀，人情关系变味；责任落实不力，监督管理不严。上述种种，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之为鉴，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文/广州日报记者何雪华 通讯员穗纪宣

数说案件

市人社系统17人被查处

2014年2月，市纪委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崔仁泉等市人社系统共17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该案涉及正局级干部1人、副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8人、科级干部4人。

重点查办了市人社局原局长崔仁泉、市军转办主任叶页等严重违纪违法案，其中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14人。

目前，崔仁泉等人已被移交司法机关。

案件剖析

人情关系搭起

通往贪腐之桥

市人社系统系列腐败案中，最令人感叹的是崔仁泉，案发前，他在领导和同事眼中“人生阅历丰富、充满自信和魄力、工作能力强”，最终却因滥用权力，放纵贪欲，落得个折戟沙场、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被移送司法机关前与纪委办案人员最后的谈话即将结束前，崔仁泉神情落寞，一直陷于长时间沉默，最终只挤出一句：“自己没有守住底线，怪不得别人；是人情、是面子害了我啊！唉……”

崔仁泉谈起他的贪腐经历，一直强调摆脱不了“人情”纠葛。而事实上，人情观念、熟人关系成为崔仁泉等人贪污腐败的“桥梁”和“催化剂”，使他们把权力视为私器，权力与人情互相交织，大肆进行权钱交易。

贪腐路径1

朋友“心意” 利益输送

1999年，崔仁泉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广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蒋某，据崔仁泉自述，“在交往中知道蒋某和我的一些战友有交往……基于这些情况，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还一起打高尔夫球。”

正常的朋友交往无可厚非，但是，崔仁泉与蒋某的“朋友”关系渐渐变得不只是吃吃饭、打打球这么简单。

2001年，蒋某听说崔仁泉的儿子要出国留学，先后送现金给崔仁泉，说是“朋友的一点心意”，崔仁泉几番推辞最终还是收下了。但是，崔仁泉心里很清楚，所谓无功不受禄，“蒋某送钱给我当然是希望我在生意上及其他方面能给他关照。”

2006年6月，崔仁泉调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之后任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在这期间，蒋某靠着崔仁泉的“关系”，拿到了市人社局不少信息工程项目，蒋某为了表示感谢在几年间又先后借口各种“关心朋友”的理由向崔仁泉行贿。

警示：“八小时以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是考验党员干部的“试金石”。管不住自己“八小时以外”，“朋友之间交往”、“心意”就会成为潜伏的权钱交易路径。

贪腐路径2

上下“合伙” 串谋得利

一方面，崔仁泉说“我从没有具体过问人社局的信息工程项目，这方面的事我也不懂”；同时又说“蒋某的公司做的工程项目，具体我怎么帮他的很难说，主要是蒋某约过我及其他一些人社局的下属吃过几次饭，他们感觉我和蒋某关系不错”。

实质上，人情关系已经成为涉案人员上下“合伙”的基础，从而串谋得利。

涉案的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原主任非常清楚崔仁泉与蒋某之间“不一般”的关系，因此在信息化工程项目中给了蒋某不少“便利”，一方面是因为不敢得罪，另一方面希望讨好崔仁泉，在仕途上有所回报。

此外，崔仁泉还经常带着他另外一个“老朋友”——某科技公司总经理梁某出席诸多聚会场合，介绍其与部门领导认识，帮助其获取工程项目。

在处理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中，崔仁泉也多次约军转办原主任叶页等与自己的战友、朋友吃饭，强化所谓的“私交”，为牟取私利搭建了平台。

不仅如此，崔仁泉还收受这些下属贿送的钱财，默认了这些属下向自己“靠拢”，“以后在他工作升迁等方面关照一下”，同时也对这些属下大肆敛财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警示：“长官作风”看似归于个性，实质上是人情关系利益化的强烈背景色。崔仁泉身上有着强烈的“长官作风”，在各种场合都强调层级观念，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作风强硬、“说一不二”、“得罪不起”；有时同事和下属要见“老崔”，都必须预约，因此，身边的人特别是下属对他都很敬畏，不敢轻易得罪甚至唯命是从。这为崔仁泉的以权谋利大开方便之门。

贪腐路径3

亲情“捆绑” 家族腐败

崔仁泉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妻子赵某和崔仁泉前妻的儿子关系恶劣，甚至为一些家庭小事大打出手，他被夹在中间非常无奈。为了更好地平息家庭矛盾和纠纷，他“左右逢源”，思考着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来满足家人的需求。

2000年，崔仁泉通过朋友认识了某科技公司总经理梁某，一开始崔仁泉与梁某交往不深，但是当梁某看到崔仁泉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担任市人社局局长之后，梁某和崔家的关系就逐渐“密切”起来，崔仁泉也放任甚至支持这种密切的关系。妻子赵某追求名牌、追求高档商品的奢侈生活，梁某通过各种途径尽量满足；岳母余某（赵某的母亲）做生意、购置房产资金不足，梁某就无偿“借钱”给她；儿子想继续出国深造经费不足，梁某就主动帮着打点等等。

崔仁泉心里也很清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梁某之所以这么关照，“是让我在推动社保卡信息工程项目上给予其支持和便利”。

警示：家既可以是让人忘却烦恼忧愁的温馨港湾，也有可能成为滋生祸患的温床。崔仁泉没能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没有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属，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身边的人谋私利，从而在贪腐不归路上愈走愈远。

腐败案中的潜规则

“拿工程靠关系”的潜规则

使得崔仁泉等人与众多老板之间行受贿问题反复交织发生

“提拔要走后门送礼”的潜规则

使得某些下属为得到崔仁泉在提拔任免方面的关照不断向其送钱送物

警钟长鸣

漠视党纪国法 最终自毁前程

当理想动摇、信念滑坡，党员干部放松了价值观的改造，就容易失守底线、丧失防线。市人社系统系列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归根结底在于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出了问题，漠视党纪国法，扭曲价值取向，最终自毁前程。

因此，要落实党内监督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和自我约束，切实筑牢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市人社系统系列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本单位信息工程、人事安排等重点领域存在的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力度不够。各单位各部门要从中汲取教训，认真梳理和查找本单位本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廉政风险，准确评估风险等级，编制权力清单，绘制运行流程，完善业务流程管理，规范权力行使过程，对重点业务、关键岗位的权力运行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并有针对性地通过建章立制，切实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建设。

同时，要规范权力运行流程以及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努力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推动权力阳光透明和规范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发生。

各单位各部门还要深刻吸取市人社系统系列违纪违法案件发生的教训，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龙头，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要强化纪委对同级党委（党组）的监督，集中精力履行好监督责任。

此外，还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努力构建拒腐防变的责任防线。

贪腐析因

制权乏力导致

权钱交易得手

从政要求清正廉洁，要知道“风险”，不敢“涉险”。然而，分析市人社系统系列腐败案可发现，主观上从政者思想滑坡，贪欲膨胀，起滥用权力之心，客观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制约乏力，最终内因、外因同时作用，导致多达17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查处。

贪腐因素1

理想信念动摇

心理因素作怪

崔仁泉参加工作40余年，经历军旅生涯，长期担任领导岗位；叶页等人也是一直在市人社系统工作并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他们都将公共权力和行政资源变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贪腐落马。

崔仁泉在自我检查中写道，“对显失公平又迟滞乏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满，是自己心安理得地收受蒋某送钱的又一负面心理。”“对于在蒋某处获得的收益，视为一种调剂补充，而且自认不伤天害理，未误国误民，不侵犯公共利益，只是在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中作了一点再分配。”

更有甚者，在回首思想蜕变过程时，崔仁泉坦承“从政40年，经历和面对过无数次廉政教育，但始终没有一次被打动，没有一次真正走进我的灵魂”。可见，在其内心深处，已经被高度的自我意识和权力权威完全蒙蔽了。

贪腐因素2

权力过于集中

监督制约乏力

崔仁泉等人违纪违法案查处的17名党员干部中，有12人是单位或部门“一把手”，占70%。案情表明，市人社系统一些重要处室和下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这种过于集中且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制衡的权力，直接导致了市人社系统系列腐败案件的发生。

崔仁泉自2006年起担任市人社局局长以来，恃功而骄、狂妄自大、独揽大权，以致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基本成为摆设。正是这种权力集中加上霸道作风，使其能够多次轻而易举地以各种方式暗示下属对“熟人”老板给予“关照”。

贪腐因素3

不良风气侵蚀

人情关系变味

崔仁泉案的案情显示，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往来”的风俗习惯，使一些领导干部混淆礼与贿、情与法的界限，涉及市人社系统17名干部大多数集中在过年过节收受他人礼金、贿赂，突显了民俗习惯已经异化为一些人敛财的重要手段。这种潜规则，也反映出一些人对腐败现象、腐败问题、腐败分子产生容忍、庇护等不良心态，进而使少数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丧失了警惕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引发系列违纪违法行为。

贪腐因素4

责任落实不力

监督管理不严

长期以来，崔仁泉作为市人社局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大权独揽，没有认真落实、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直接导致了系统内部分单位主要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不重视，对待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一手硬、一手软”，“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对廉政风险点排查不够彻底、防控措施不够到位，客观上为腐败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崔仁泉更看中的是业务上做出成绩，下属只要工作能力强，思想和道德上的“小瑕疵”是可以忽略的。这种心理让崔仁泉不但没有以身作则加强自我约束，更放松了内部管理和监督。

在崔仁泉任局长的几年间，市人社系统曾相继有多名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处，崔仁泉对此没有引以为鉴，查找原因，而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错误做法，只重视“灭火”，而没有警示教育干部队伍。

案情暴露出市人社系统岗位廉政风险点较多，权力运行和监督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