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州规划界“炮手”的执著与信念

原标题：一个广州规划界“炮手”的执著与信念

（上接A04版）

谈批评：在规委会议题之外还将“继续开炮”

在广州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年，袁奇峰说，早已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正是因为太有感情了，才觉得广州值得自己花这么多精力来关注、批评和建设。在频频“开炮”的日子里，有网友质疑他的批评是“马后炮”，为了“博眼球”，甚至有身边的同事问他“为什么老是发表对广州城市规划的批评”意见。

在采访中，袁太太曾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公：“这样的脾气还能在国内混下去，简直就像在做梦啊！”但袁奇峰很得意：“你看，这就是广州的可爱之处，它有足够的包容性。”

袁奇峰说，他的出发点往简单里说就是搞城市规划科普，“我主要想把这些问题放到公共平台上去讨论，向大众传达理性、专业的分析，让学术的东西变成一种常识，最后形成对这城市公共性的捍卫。”

“批评、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们往往会构筑起社会认知的平均水平线，这对于一个城市的提升很有价值。规划方案为什么要提交规委会来讨论，它就是形成了一个标准，这次方案没通过，下次再提交方案时水平就要比这次的更高，有了这样的标准才对一个城市发展有利。”

而让他感触颇深的是，一直以来广州的城市舆论环境还是不错的，虽然对政府有很多平和、理性和务实的批评，但总的来说大家都很能够接受，很多决策都可以放到公共领域来进行讨论。

如今再次回归规委会，袁奇峰评价自己成为了规委会中的1/37，面对提交审议的规划方案将通过无记名的投票器投上自己的一票。“一旦我在规委会上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观点，不管被大家接受还是没有被接受，我都不会再在会议之外再进行任何批评，因为既然我已经在决策体制内进行了表达，当然就应该服从决策程序。”

这番话，是否意味着今后广州规划界将少了一名“炮手”？袁奇峰说，对广州城市建设的批评应该成为一种常态，专家学者对公共事务批评或者评论的意义就在可能构筑起社会认知的平均水平线，这有助于城市整体水平的提升。而规委会这种形式就是将不同的声音都包容在一起，在决策前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再通过委员无记名投票来进行决策，这比在体制外的批评更加有效，对于领导决策来说也更有帮助。“当然，规委会上没有讨论过的问题，我还是会通过报纸和微博、微信表达自己的观点。”

谈珠江新城： 是我带着一群华工的实习生规划的

去年底，广州第一高楼珠江新城东塔正式封顶，它以5 3 0米的全新高度冲击着广州的天际线，也意味着广州在过去二十年倾心打造的珠江新城终于落下最后一颗棋子。在这条新中轴线上有太多的广州之最———最大的市民广场、最大的地下空间、最好的文化建筑、最繁华的商务区和最高的摩天大楼……

作为2003年《珠江新城规划检讨》的项目负责人，回首往事，袁奇峰多次用了“神奇”二字来形容，珠江新城规划给予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听从自己的兴趣，耕耘必定会有收获，天大的压力如果都能够承受，所有的挫折都会转化为正向收获。而世事往往是‘失之东隅、得之桑隅’，我在规划院做了那么多项目，只有这个让人们念念不忘，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方案为广州规划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品，满足了发展的需要。广州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地方，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1999年，当时在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的袁奇峰遇到一个机会：启动六年却迟迟不能发展的珠江新城将要调整规划，但项目设计费仅50万元。这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事，领导重视、要求奇高、费用极低。“我觉得有意思，就接了过来”。

十多年后，袁奇峰与记者谈及往事时坦言，此前在云南的五年讲师生涯中“没遇到过一个像样的规划”，也增加了他来广州后对于承接项目的“渴望”。但是规划费确实太低了，以至于该项目甚至没办法在规划院维持一个设计团队。“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看我一个人可怜，跟我合作了一年也就再也不管了，最后的规划成果中我还是将她的名字写在了第二位，如果不写她，后面可能就都是实习生的名字了。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带领几个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实习生尽力完成了这个规划。想不到吧！”后来，广州市政府为白鹅潭地区发展规划聘请外国公司，项目经费却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

如今，袁奇峰在中山大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规划工作室和设计团队，参与编制的规划图册遍布工作室的各个角落，但对于规划项目的兴趣仍然是他取舍项目的重要导向，“在经济上，大家都有一定的生存压力，我们教授工作室也有，但我们没有规划院那么急。更多时候对于我感兴趣的事情，我愿意多花些力气来做些研究，这样的做法给研究生提供了不少课题。在选择项目上我可能比较‘任性’，不感兴趣的项目可能要给我很多钱我才做，而我想做的事情贴钱我也愿意干。”

谈遗憾：珠江新城规划停车位太多

致交通容量和停车位配比失调

在珠江新城高速发展的这六七年时间里，袁奇峰与其带领的研究生团队一直没停止过对于规划实施情况的研究，“我们跟踪了六七年形成了多篇硕士论文，可以说珠江新城规划的完成率至少在9成以上”。

虽然珠江新城规划已成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多年来袁奇峰也没有停止过对自己规划方案的检讨。

在他眼中，规划之初，珠江新城地下停车场按照常规的高容积率汽车配套来配是最大的失误。完成珠江新城规划后不久，袁奇峰先后到了纽约曼哈顿和香港中环考察，“回来之后就发现自己搞错了”。

按照袁奇峰的规划，珠江新城停车是按照100平方米建筑面积配0 .8个车位，这么多停车场配下去，会导致珠江新城的道路交通容量和停车位的配比失调，在交通高峰时段，车辆进不去停车场，停车场里的车也出不来。

此外，规划中规定了所有中轴线上的建筑，都要经过国际竞赛来获得方案，但由于“规划管理部门没有坚持下来”，至今只执行了三分之一左右，甚至在中轴线两旁都出现了许多难看的“方盒子”建筑。“广州的城市建筑和上海一对比就显得要平淡，正是由于上海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引入了国际竞赛的机制，造型设计比较丰富。而广州则是开发商的品味绑架了市民，这才是奇奇怪怪建筑的根源所在。”

谈尴尬：沙面和花园酒店广场两个规划最可惜

除了珠江新城规划，如今的广州城中有不少地方也留下了袁奇峰的印迹，主导编制沙面保护规划、环市东路花园酒店广场设计、上下九骑楼街步行化以及解放路双层骑楼等规划设计项目，作为2000年《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主要完成人，袁奇峰首次提出了广州要从“云山珠水”走向“山城田海”，此项目开了中国研究型规划的先河，并被业内誉为“新千年以来城市总体规划编制领域最具革命性的探索”。

谈到自己多年来对于广州城市规划项目的遗憾时，袁奇峰会不假思索地抛出两个项目，沙面保护规划和环市东花园酒店广场规划。

按照袁奇峰原本的设想，沙面保护将分为“三步走”：搬迁岛内的公房居民，恢复沙面建筑的现代办公功能，拆除白天鹅宾馆引桥、在沙面公园建设地下停车场、全面恢复沙面的步行化空间。

“现在沙面的保护只按照我的思路往前走了一步，第二、三步都无法推进。”袁奇峰指出这当中并不是被经济利益所绑架，而是被有关部门不愿意承担责任所耽误，“沙面地区很多历史建筑原来都是洋行的办公楼，而这些房子本身就不适合居住，而建筑本身也不是为了住宅楼宇设计的。因此我们希望在保持外立面不变的前提下，引入社会的资金对其内部进行结构加固和改造，以满足现代办公的需求。但这遭到了当时有关部门的坚决反对。而我们提出建设利用沙面公园下面的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又由于涉及到古树的保护而搁置了项目，很遗憾，如果当初拆除引桥建成了地下停车场，如今的沙面岛就能实现完全的步行化，这其中的意义可能要比保护几棵古树要现实得多。”

而位于环市东路花园酒店前的广场，按照袁奇峰当初的设计，是结合淘金地铁站建设，在环市东路下修一条行车的地下隧道，将地面5万多平方米用地建设成为市民广场。“其实这个隧道已修好了，按照当初的思路走了一步，但遗憾的是隧道两边的坡道一直没有修通，而地铁方面想将这条隧道改造为地下商城，这也是做了一半没有做下去的遗憾。”

在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十年里，用袁奇峰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八级修炼”，参与的项目几乎涉及了规划设计领域的各个类型，“都‘摸’了一遍，而且做得还可以。”

而在中山大学这十年的学者生涯里，袁奇峰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审视规划设计与城市发展、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集体理性的体现，它超越了所有个人理性，却常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当我们做一个规划或者决策的时候，可能得益的人很多，从集体理性的思维出发应该选择，然而人均得益很少，所以大家不会誓死来争取这样事情。但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可能利益受损的人很少，但是往往受损的利益很大，所以他们会跳出来坚决反对。这就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往往会绑架集体的、长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