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无依，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

原标题：潘无依，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

周末，可偷得半日闲，可对潘无依来说，这两天却比一般时候都要忙碌——她要去把11岁的儿子接到身边，为他烧饭，做菜，洗衣服。

她珍视这一周一次的短暂相聚。

潘无依，1980年生于湖州，自由作家，诗人。

和所有的80后有些文艺气质的女青年一样，她有过散漫而叛逆的青春年华：“最早，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梵高的耳朵》。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王安忆老师推荐的。2001年，我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群居的甲虫》，那时，我还算不上文艺女青年，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在湖州师范学院艺术系上学，每天画画，一有时间就写小说……那是一段极其叛逆的青春岁月。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老要开除我。我一连几次被严重警告处分，甚至留校察看。”

或许就是这份从骨子里对循规蹈矩的反感，才能让她大胆地与一个和她足足相差三十岁的男人相恋，结婚，生子。

这个男人，是中国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芒克。

被一个称呼

覆盖了一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芒克的80后娇妻”是潘无依的固定前缀。

“在嫁给芒克后，我似乎失去了我的名字，我从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成为了大家口中的‘芒克夫人’。这个称呼太大，大到覆盖了我的一切。而最近，芒克先生向媒体公开称呼我，前妻。”潘无依说，“但其实，什么身份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是什么？‘潘无依’并不重要，也不是我要做‘潘无依’，而是，我就是潘无依。”

她曾经的名字叫潘媛媛，但从写小说开始，就把名字改了：“其实，最早用的是无衣，出自《诗经》，谁曰无衣？与子同袍。我的这名字，有很多传闻。光我自己听说的就有两个版本。”

“其实我不大想谈及过去。但是，就像你说的，这是无法回避的。”潘无依说，“我和诗人芒克的这段爱情，婚姻，没有什么阶段可言，就是一见钟情，爱上了。”

对潘无依来说，这段被许多人看好或者不看好的关系，留给她不虚幻的记忆，“那是一些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那时，我和芒克的生活很艰难。我怀孕时，我们住在北京一个十平米的房子，见不到光，只有一个朝北的窗户，还交不起房租，后来，我只好挺着肚子寄宿在朋友家里。”

那是2004年。那一年，芒克放下了写诗的笔，转身拿起了画笔。这件事一度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题材，且多数报道都长着一张“批判”的面孔。可对潘无依而言，这却是这段情路上最能令她骄傲的东西：“他在我的鼓励下，拿起了画笔。如果说，什么是我们爱情的意义？并不是我们生下了两个孩子，而是我让他从此成为了画家！而他，让我经历了成长，磨难，更深地领略了生活。”

“我知道有人会说，和这样的男人结婚，我的婚姻生活会如同在溺水中挣扎，但现在想来也没有那么惨烈。因为你在溺水前并不知道你会溺水。一旦溺水，挣扎是无用的。只有一种可能，你会游泳。还有一种可能，你不会游泳，你将沉入海底。”潘无依说，“而这段婚姻就像泰坦尼克，它的突然沉沦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它沉沦了。”

马德里

没有一张她的床

2015年初，潘无依拍了一组京剧《牡丹亭》杜丽娘扮相的照片。她说，在那个扮相中，她依稀触摸到了真正的自己。

对于流浪，潘无依又有另一种情感：“我从湖州这样一个江南小城漂到北京。当然，生活是不一样的。江南的生活烟雨蒙蒙的，吃，穿都是精细的，而北京是粗犷的！后来，我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又是另一个世界，奔放的，激情的，有最强烈的阳光！我在马德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经历了多少浪漫。它，很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间。”

在马德里，潘无依吃了半年的方便面；在马德里，她几乎没有睡过真正的床，一直是睡一张折叠沙发；在马德里，她搬过十几次家。

“这就是流浪的生活。彻底地流浪。可现在想来，那些生活就像一个宝藏，它珍藏了很可贵的东西，比如，独立，坚强。从马德里回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了！”

2014年，潘无依从马德里回到了北京。过起了深居简出的宅女生活：“去年回国后，我一直在北京写小说。完成了中篇小说《湖水倒流的下午》。目前，我在写一个特殊材质的爱情小说《波波》。很特殊。”

早上七点半起床，在楼下的麦当劳吃很简单的早餐，喝一杯咖啡。等到自己放松了，才开始写。下午阳光好的时候，会画画。最近，都在零点以前睡觉。胡思乱想是她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回到北京以后，潘无依觉得自己一直情绪低落，接下来，计划前往纽约。

“我”

重复爱的伤痛

潘无依的小说习惯以“我”为主人公。除了2003年，作家社出版的《去年出走的猫》，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其余都是用第一人称，而且都叫无依：“我想表达一个女人的真实情感。其实，我一直在表达我。女人是痴情的！她们会完全丧失理智，为了爱情。”

比如在《马德里的春天》，“我”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马德里，人人活在春天，而我呢？为了照顾曾经抛弃我的前夫，回到中国。当两个孩子都已成人，当再一次回到马德里时，七年过去了，而那个激情的西班牙情人，也已坐上了轮椅。

“我想表达一种无奈。你遭遇一次爱情的伤痛，你期待下一次会美好，不是，下一次依然是伤痛！命运，有时是一种重复。《马德里的春天》正在翻译意大利文，汉学家朱西女士告诉我，今年，她要完成全部翻译。”

小说《波波》，则是“我”从西班牙回到中国，爱上了一个北漂的人像摄影师波波。当波波告诉“我”，他只喜欢男生时，“我”没有崩溃，还是如此坚定地去爱他。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取向问题。这是生理，心理，错综复杂的纠结。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是一条爱情的死胡同！它让我很长时间沉浸在抑郁里。所以，年前，我去了趟美国，在纽约散了散心，回来以后，继续在写《波波》。”

潘无依认为作家是一个没有性别的职业。但作为女人，她所关注的可能更倾向于女性的心理健康。

“我受了西班牙文化影响，在西班牙的人生哲学中，人生分为两部分，性和死亡。这是有深度的。在西班牙的很多艺术作品中，性是很重要的部分，甚至这是不能离开的部分。”潘无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