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其说我在讲故事，

原标题：余华：与其说我在讲故事，

近日，作家余华在北京举行《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新书首发式，这是他十年来的杂文集，文章都是即兴而作，有关于文学的，也有关于社会的，有个人回忆，也有个人嗜好。“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活动现场上，余华说，他对中国社会观察和理解的视角一直在变化，因为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就像他对中国足球的看法也一样。他用笔记录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

新书《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封面上，印有余华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还能认识自己吗？”这个问题他并没有答案，而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的后记中，他曾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而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

三十年前，在他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一段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所以余华认为，“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写作犹如用望远镜来处理与时代的距离

余华曾多次被问到，为什么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中，有那么多的血腥暴力，而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这种趋势却明显少了。他的回应是，那都是他“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他在童年时目睹过很多次死刑执行，而他在现场也强调说，“童年的记忆太重要了，童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决定性的，他的世界观最早就是那时形成的，后来只不过做一些修改而已。你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拥有一个童年足够了。”对于他的文风转变，他则解释是源于自己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并执行死刑。

现场有人问余华，作家应当如何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保持距离，他用望远镜做了个比方。“我们手里拿一个望远镜，最好是军用、指挥官手上的望远镜，它可以把近的东西推远了看，把远的东西拉近了看。其实这也是两种写作的方式。”当作家写久远年代故事的时候，要把望远镜拉近了看。“任何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带进去的过程就是把望远镜拉近的过程。”但是反过来，在写作《第七天》时，题材上是和现实最贴近的，但却是把望远镜调转过来，推远了写。“《第七天》虽然说起来好像题材和现实最近，但是在叙述的角度上说，又是我最远的一次写作。因为《第七天》是从死无葬身之地的角度写的，从死者的世界看活着的世界，活着的世界只是作为一个倒影的存在，是反过来的。”在他看来，这种和现实适度的距离和分寸是非常关键的。

余华在现场还回忆了和史铁生、莫言、刘震云等人踢球的经历。1990年世界杯期间，余华和史铁生、刘震云、莫言等作家被马原拉去辽宁文学院上课，课余时间便去踢足球。“我们人手不够，就找几个沈阳的作家一起在篮球场上踢，我们上来就被人家灌进两球，后来没有办法，就让史铁生当守门员。那次球赛中，余华还破了莫言把手的大门，他回忆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莫言跟我说，‘哥们儿，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