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高清组图)

广州图书馆举办的卜弥格文化遗产展览

在从罗马返回中国的途中，卜弥格已经完成了中医研究的手稿，但最终他无法进入清军统治下的中国，于是他把中医著作的手稿交给了与他一同返回中国的耶稣会士柏应理，请他设法把这些手稿带回欧洲去出版。但之后，卜弥格的中医研究成果被长期湮没，并遭到他人剽窃后发表。

张西平认为，卜弥格对中医的介绍有四点重要的贡献：他第一个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脉经》，撰写中医学术著作《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开启了西人的中医研究，推动中草药的西传。

卜弥格对中医研究的重点就是《黄帝内经》以及西晋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这两部中医典籍。1658年他在暹罗王国为自己的《医学的钥匙》一书撰写《前言》写道：

“现在，我向你们，最有名的先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这部著作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最年长和最令人尊敬的医生的。你们应该知道，他是生活在比阿维森拉，希波克拉底、盖仑和塞尔苏斯要早许多世纪的一个地方的一位很有能力和高贵的皇帝。根据文献记载，他生活在洪汜前大约四百年，在基督诞生前2697年他就开始统治那个地方了。”

在卜弥格的《一篇论脉的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15种脉相，还介绍了中医望诊切脉的方法。“中国人并不是按顺序看脉，而是在同时诊三次脉：首先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诊面上的脉。在诊断中间的脉时，把手指稍微按重一点。下面的区域是基础或根，要使劲地按，按到神经和骨头上。”

卜弥格不仅对中医进行翻译和介绍，还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兴趣，对中医展开研究。在他所写的《医学的钥匙》著作中，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中国医学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逐步展开，层层深入，并且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绘制了不少望脉、舌诊和针灸穴位的图解，这些图解即便在中国也是十分珍贵的。

“你看他写的多准确呀！”张振辉摊开厚厚的一本《卜弥格文集》，翻到其中《医学的钥匙》一文的第十五章，里面写道：“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诊断不正常的脉的问题：如果脉搏动一次，要中止一次（这是说歇一下），这说明病人第二天会死去。如果脉搏动两次后，要停一下或者中止一下，这说明病人第三天会死去。而在《脉经》第四卷中记载：“脉一动一止，二日死。二动一止，三日死。”

“卜弥格对中医的西传贡献特别多，但是翻译他的书最大的困难也是在中医方面。”《卜弥格文集》的中文译者张振辉说。“不仅是因为其中有关中医论述的各种概念和理论玄妙难懂，而且卜弥格的著作中原来有过的一些中文名称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由于印刷不便，都被删掉了。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能通过卜弥格用当年在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字母对它们的拼音加以识别，将他们还原成中文。”

为此，《卜弥格文集》一书的作者卡伊丹斯基在张西平的帮助下，多次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古代中医的典籍和它们的英译本，以及有关的中药大辞典，并请教中医专业人士，才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虽然我小时候在东北，看过中医，知道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但这些不足以让我翻译例如《黄帝内经》这样的专业医学著作。”卡伊丹斯基说道。在他看来，虽然翻译工作困难，但正是卜弥格的中医著作奠定了他中学西传的重要地位。“著名德国东方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戈特利布·拜尔、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等人，都宣传过卜弥格对中医的研究，他们自己对汉学和中医的研究也都受到过卜弥格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中医已经普及到了全世界，给各国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无限的福祉，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中医西传的伟大先驱的无量功德。”

作为向西方全面介绍中草药的第一人，卜弥格生前唯一出版过的著作是1656年的《中国植物志》。书中介绍了31种动植物，包括23种植物和8种动物。卜弥格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才能，为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绘了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例如介绍大黄时，先是一副图解，然后是长篇文字介绍了大黄的植物特点和加工过程。由于当时大黄是欧洲急需进口的中药材，卜弥格的介绍大大促进了欧洲对大黄的认识。

“他的《中国植物志》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卡伊丹斯基对记者说，“它对中国植物和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一百年内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而且它的内容涉及面很广。”

张西平认为，在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上，卜弥格是开拓者，无论是从来华传教士汉学的角度，还是从欧洲对中国植物认识史的角度，卜弥格都是成绩卓著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1753年发表的《植物志》中，提到的中国植物名称只有37种，而卜弥格凭一己之力在近百年前就已经记载了21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这说明他的研究是多么超前。”

2014年5月18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了“波兰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卜弥格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座谈会集聚了来自国内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会上来自国内各领域的学者就卜弥格的著作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发言。其中来自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王永杰也做了他关于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博士论文研究报告。

“卜弥格在西方汉学史上的一大重要贡献就是他用经纬度绘制了中国地图。”王永杰对记者说：“我是把卜弥格的地图册放在整个西方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发展中来看。在卜弥格前后，也有欧洲人绘制过中国地图。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卫匡国。他和卫匡国同属于17世纪，但是1655年卫匡国的地图集在西方正式出版了，而卜弥格的地图集一直深藏在梵蒂冈图书馆，长期未得到世人的重视。”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包括当时中国的浙江、福建、四川等十五个行省地图，一张中国全图，一张海南岛图，一张辽东地图。由于他善于绘画，他的地图都是彩色绘制。而且因为他懂汉语，在中国长期居住，他绘制的地图比那些没到过中国来的绘图者更加准确，他还对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地名做了再次考证，改正了一些错误，对后世西方了解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王永杰总结了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几个特点：“一是，地名非常详细，甚至包括了县级地名；二是，他绘制彩色插图，配有大量中国动植物及皇帝会见大臣等人物场景，形象生动；三是，他还重视中国矿产，在每幅行省地图上都标注了当地的矿产资源。”

除了主要集中在对中医、中国植物和中国地图西传方面的研究，卜弥格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国的各种习俗和文化，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服饰，中国的城市建筑及交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甚至中国的“城隍神庙”这种民间信仰。但是他的这些贡献，作为后代的中国人和波兰人都知之甚少。

“现在的卜弥格还不是很普及，只是专家知道，关于他对中国文明介绍的著作了解不多。大多人关注他代表南明出使欧洲求救。在我看来，这不是他最重要的影响。他最重要的是介绍中国古代文明。”张振辉说。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卜弥格的认识在逐渐加深。除了今年在北京的卜弥格研讨会外，2009年9月26—30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曾举办过为纪念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逝世350周年的“17世纪波兰耶稣会士在中国”国际会议，由德国《华裔学志》杂志社与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合作举办。来自比利时、德国、波兰、葡萄牙、美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包括汉学家、科学史家、拉丁文专家和宗教人士30余人参加了会议。2014年9月，波兰的格但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一书的英文版，相信这会进一步扩大卜弥格在西方的影响力。

虽然卜弥格经离开了将近四百年，但是他为中国和波兰两国友好、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学西传的研究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却是永恒的。四百年的历史纵横，中国把他忘记了，世界也把他忘记了。但是《卜弥格文集》的三位作者又将这位波兰的中欧文化交流先驱的事迹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张西平认为，卜弥格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晚明以后，关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不再仅仅是中文了；大航海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耶稣会入华后，关于欧洲的记载也不再是欧洲语言了。这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欧洲。过去的世界史各自写各自的，中国不在世界中，世界没有中国。通过对卜弥格的研究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必须关注外文的材料，对中国史的推进必须在全球化视野下展开。这是一个全球化史的观点。”

把中国放在世界当中，才能了解在16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在整个全球化的互动当中所获得的进步和发生的各种事情。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强大，任何一个国家最早和中国交流的先驱者都应该是他们国家值得纪念和尊敬的人。

“这就好比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你要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途径、人物和著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挖掘这些材料，取得对象国的认可。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波兰人看着很亲切，是他们自己的先辈学者，不是中国政府推广的。”张西平同时表示。

波兰驻广州总领事谢宾在展览开幕致辞中讲到，卜弥格就是中波两国在历史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好例证，也是我们两国在当今合作的良好基石。“举办卜弥格的展览，就是展现了中国人和波兰人早期之间的直接交流。除了直接交流外，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够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这点在过去很重要，在今天依然重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观看展览的观众中有一位罗先生，他已经来过一次，但上次因为时间不够没能全看完，这次专门再来看一次。他说，“我出过国，反过来体会中国文化别有一种感觉。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的东西做到这样细致的描绘，中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东西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中国人自己在里面，可能会看不到这种东西的价值。”他接着说道：“以前的中国是地大物博，外国人来跟我们学习，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西方中心论，（有一种）觉得不如西方人的心态。”

不论东方西方，任何一种文化的生长和传播都植根于民族自信之上。在全球化大融合的今天，外来西方文化的融入本应更加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当下的国人似乎急于向西方寻找其文化优势，丢失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事实上，东西方在数千年来的发展史中一直是相互融合、相互抚育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中也都伴随着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拥有其各自的价值。

2014年11月7日，该展览又在中国澳门继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