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现代与先锋

原标题：寻根文学，现代与先锋

巨鹿路675号，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花园洋房，是热爱文学之人心中的圣殿，《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等知名文学杂志都在这里诞生。

评论家吴亮就站在悬挂着这些杂志社名牌的墙边，那是2014年12月10日的下午，他挥了挥手说：“刚才和几个年轻的上海评论家在一起，他们出了一套新书，所以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也是庆祝一下。听说你今天要来采访关于‘杭州会议’的事，他们也都很感兴趣。”

他停顿了一下，说起刚聚过的青年评论家，他形容：“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

这个“当年”指的就是三十年前“杭州会议”，吴亮正是与会者之一。

那一年，吴亮三十岁。对他个人而言，这个会议是促成他职业生涯发生剧变的转折点：“当时我和程德培都是工厂的工人，是业余的评论工作者和写作者。但就在‘杭州会议’开完之后的第二年，我们就直接从工厂调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

在个人的境遇之外，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望，“杭州会议”似乎有些“无意”之中让“寻根文学”成为此后的文学风潮并引发讨论，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阶段。

“寻根文学”有了名字

吴亮说，上一次回想“杭州会议”是在一个多月前。

“10月底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叫‘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请的人有韩少功、马原、何立伟、格非、刘恒、徐星、叶兆言、孙甘露、陈村、吴亮、黄子平、礼平，还有程德培。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活跃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当年一起参加‘杭州会议’的。”

那一代人从未间断去回忆“杭州会议”，按照吴亮的说法：“其实也在不断往里加入一些东西。毕竟当时没有录音机，每个人的记忆点又不尽相同，到了今年，提到的更多一些。”

在吴亮看来，对于1984年的记忆，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误差但多少会有些不同：“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也是让我们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时刻。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可以大干一番了。”

正是在那个议题模糊的会议上，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尽管是各说各的，但在那热烈的交流中，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共识——“中国的文学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一个统一模式来进行创作。”

“杭州会议，其实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虽然不能完全说它促成了后来（关于‘寻根文学’）的一切，但它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写作毕竟是个人完成的，但交流也很重要。”吴亮说。

“杭州会议”之后，伴随着“寻根文学”，还有许多新的文学名词不断冒出，“先锋派”、“实验文体”，等等。

“当时的命名其实是很随意的，各种说法都不太统一。不过，主要的创作手段正是当时这些作家们思考，并在‘杭州会议’中谈到的主题。”吴亮说，“虽然在‘杭州会议’中，这些想法还是一些零散、即兴的东西。但最终促成了一部分作家进一步去思考。”

“那时候的文学会议很多，每次会议结束回去以后，大家都会写文章。‘杭州会议’结束后，到了1985年就连续有几篇文章出来，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虽然他们是作家而非批评家，但那些文章也奠定了后来文学理论方面‘文化小说’、‘寻根文学’这些名词的基础。”吴亮认为，“寻根文学”因为这些文章而呈现了先期命名的现象，这与后来先锋文学不同，“’先锋文学’是后来命名的。在1985年之后，马原、孙甘露、残雪、刘索拉也都出来了。”

“寻根”实为另一种“先锋”

“对我而言，‘杭州会议’的趣味，其实要远远大于它所产生的意义。那是一种很柔软的感觉。”吴亮说。

的确，在吴亮的记忆里，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很亢奋，不是为了某个共同问题而产生交锋，而是抱着相互了解的想法。在脱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之后，我们彼此谈得非常深入，深入到会议结束分手的时刻都发现竟然难舍难分。”而在“杭州会议”之前，吴亮甚至不清楚很多与会者的身份。

对照如今的文学会议，吴亮多少有些落差，如今，有着“作家”、“教授”、“媒体人”三者清晰的“与会身份”，因为过于规范而显得很乏味，“现在是屋里空调很热，但大家的心都很冷静。”

“‘杭州会议’正好是处在文学的一个上升期。与会者在后来的这三十年中，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变化，有人留下了，有人消失了。很多人自此分道扬镳。但那个时候大家心中都有所期待，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在这样的期待和摸索之中，“寻根文学”其实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不光提供了某种“文化”观点，也提供了对小说的审美观点——从我的角度出发，后者比之于前者更显重要。

形如阿城的《棋王》，其语境大大突破了近四十年来的陈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不是那种以往一贯主张的“生活化的语言”，而是从“书本”中来的语言——具体地说，是对元末明初以《水浒》为代表的那种风味的小说语言的摹现。

而韩少功的作品，名为“寻根”，却成了真正的“先锋派”。《爸爸爸》和《归去来》对当时中国小说艺术面目的革命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韩少功自己曾经说的——追求原始确实可能与现代性、先锋性在某一处会师、握手，《归去来》中那个迷宫似的山寨会跟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的“花园”隐隐地遥相呼应。

“寻根文学”催发了80年代中期的小说文体革命，不管以后这场革命的方向有了哪些变化，小说的语言、技巧的变革意识却是由它提到文坛的议事日程上的，而以往谈题材、谈主题、谈生活、谈作家的观察力等的意识则退居次要，由此小说艺术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复苏阶段，开始走向它的第二个阶段——更新阶段。

在“杭州会议”上，文学也是会议的主体讨论内容之一。

按照吴亮的说法：“那个时候，很多人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对那种还拥有鬼神迷信、以及悠久历史传统的叙述产生了共鸣。后来中国的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性格都会或多或少地模仿一些国外作家的风格。比如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川端康成对贾平凹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对张承志的影响……总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加上个人性格因素，构成了接下来这三十年里作家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