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投机

原标题：写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投机

2008年毕飞宇出版了长篇小说《推拿》，当时小说因为独特的关注视角，在文坛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并在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最近，因为娄烨导演的电影《推拿》在台湾金马奖上斩获了最佳剧情奖在内的六项大奖，小说《推拿》再度成为阅读热点，而读一读小说《推拿》背后的毕飞宇，会更明白这部小说，以及电影的深意。

“投机的人永远也写不好小说”，关注盲人推拿师这样的边缘题材是源于他放入作品的爱与初心，为此毕飞宇几乎“一夜白头”。

电影《推拿》的成功，毕飞宇把它归功于导演娄烨与编剧马英力的才华，在《推拿》的拍摄过程中，毕飞宇经常与他的老朋友娄烨聊天，甚至他说，“有一句话也许有点不符合逻辑，我觉得他对《推拿》的解读比我还深。”

娄烨对《推拿》的解读比我还深

钱江晚报：电影《推拿》得到了极好的口碑，可是，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推拿》在院线的排片率不高。通常情况下，大片的排片率在20%至30%，文艺片是8%左右，可是，《推拿》公映第一天的排片率只有3%，第二天1.9%，第三天连1%都不到，网上到处有人“喊话”：看不到电影，这里头发生了什么？

毕飞宇：隔行如隔山，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确实成了一个现象，异乎寻常。可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新消息，再过几天就要下片了，可《推拿》的排片率突然反弹了，这也是不符合常规的。娄烨就是这么一个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永远具备传奇性。

钱江晚报：那我们来谈谈娄烨吧。

毕飞宇：我们是老朋友，2006年，我们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一起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他是以作家的身份参加的，我们彼此的称呼就是老同学。可我们这两个老同学处得不怎么样，几乎每天都在吵架，吵架的内容涉及了历史、哲学、东西方文化、电影和文学。

后来娄烨告诉我，在许多问题上，他不是不同意我的意见，他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刺激我，他真正想对话的那个人其实是他自己。那是他非常艰难的日子，他要面对许多问题。

我很感谢娄烨对《推拿》的喜爱，他对小说的解读能力让我吃惊，关于《推拿》，我们谈得太多了，我想说娄烨的天分实在太好了，他进入小说的方式非常奇怪，我很享受我们的对话，无论是心平气和还是火药味十足。有一句话也许有点不符合逻辑——我觉得他对《推拿》的解读比我还深。

钱江晚报：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毕飞宇：后来我想明白了，对小说家来说，语言是他的终点，一旦抵达语言，小说家的工作就完成了。而对娄烨来说，语言只是他的起始，他在语言那里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他必须要在语言那里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有意思了。对我来说，我的工作是把《推拿》写出来，对他来说，他的工作则是把《推拿》这本书打成纸浆，然后，用胶片“写出”他自己的《推拿》。

钱江晚报：娄烨说，在片场一遇到问题就给你打电话，你们都聊了什么？

毕飞宇：就是聊天，纯粹的聊天。每个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对这个我的体会是很深的。但是，我牢记一条，从不对导演的工作说三道四，关于电影，我没有说过哪怕一句话，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陪他闲聊，娄烨就是娄烨，他有能力解决电影的所有问题。多亏了我什么都没说，要不然我估计他连一头金老鼠都得不到，更不用说金熊、金马了，艺术家的独立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对了，我也给娄烨提过两条建议的，第一，在南京拍；第二，公映之前给南京大学的师生放一场。他都做到了。

钱江晚报：通常来说，一个作家很容易对编剧表达不满，可是，你对电影编剧马英力似乎是赞美有加的，为什么？

毕飞宇：马英力的专业其实不是编剧，是导演，可她这个导演有一个很特殊的喜好，很迷恋语言，她对语言的敏感度不亚于电影。这样的人做编剧是不需要学的，一上手就能出活。电影投拍之前我有机会看过剧本，我记得我对娄烨说过，这个剧本在任何一个电影节上都会得到尊重，娄烨有保留地相信，马英力则不信，以为我在说客气话。我干吗要说客气话呢，在金马奖的现场，奖杯都拿在手上了，马英力还是不相信。相对于小说而言，编剧最大的难点就在取舍，道理很简单，小说的容量是自由的，电影有它刚性的体量，两个小时嘛，马英力的贡献就在这里，她做了舍弃，但保持了整体，不容易的。

写作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初心

钱江晚报：你曾说《推拿》对你的消耗很大，能说具体一点吗？

毕飞宇：在许多时候，作家往往生活在错觉里，极端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超人，他知道是错觉，就是不能自拔。他可以吃得很少，睡得很少，每天都有很充足的能量，这是很消耗人的。

写完《推拿》我意外地发现多了许多白头发，吓了一大跳，以为是一夜白头了，其实是没留意罢了。男人是很少留意自己的，当你用好几年的时光去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旦关注自己了，必然是朝如青丝暮成雪。

钱江晚报：可这一切都很值得，《推拿》被改变成了电视剧、话剧、电影，电影2月份在柏林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奖，不久前又在台北获得了6项大奖。

毕飞宇：说实在的，我至今都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导演盯上《推拿》，在我看来，《推拿》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小说，其它方式都不好办，小说也不好办。也许正是这个不好办吸引了导演，难哪。他们都是死心眼的家伙。电视剧导演康洪雷告诉我，他都问了一圈了，没有一个说能拍的。康洪雷是个牛脾气，他说：“既然都说不能拍，那就拍吧。”这句话很像康洪雷，他很偏执，他的偏执帮他走到了现有的高度。

钱江晚报：话剧的导演郭小男可是我们浙江的女婿，你能谈谈话剧吗？

毕飞宇：郭小男并没有和我联系，他是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中心邀请的，说起来这件事也挺有意思，最早邀请郭小男的是北京的一家评剧团，人家都和我谈版权了，他们想请郭小男排一台评剧版的《推拿》，结果呢，半道上，郭小男被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中心截走了，话剧成了，评剧却黄了。

回过头来看，郭小男版的《推拿》是命中注定的，不是话剧就是评剧，不是评剧就是京剧，《推拿》绕不开他，这也是命。他的才华注定了要通过盲人在舞台上绽放一次，《推拿》之后，他给茅威涛排了一出新戏，越剧《二泉映月》，是盲人阿炳的故事。我对小男说：“命中注定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钱江晚报：《推拿》的第一批阅读者会为你担心，描写这样一个特殊人群的书谁会看呢。可就在前两天，我也听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说你很会选材，《推拿》火成这样，与你的选材关系很大。

毕飞宇：写作不是赌博，不是为了赢钱去筹码，如果你带着压筹码的心思去进行文学创作，那你就是往自己的脸上撒尿。压筹码的确存在一个输赢的问题，但写作永远也不涉及输赢。写作的第一要素是爱——你爱什么，关心什么，什么让你心疼。写作很考验一个人的初心，它最大的敌人就是投机，所以，投机的人永远也写不好小说，只能把精力放到经营自己上去。

钱江晚报：你过去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书，健身，打球，现在有什么变化？

毕飞宇：没有，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过这种单调而又重复的生活，我是二十多岁坐下来写作的，这一坐就五十岁了，真是坐看风云淡。我的人生真的很便宜，一张椅子就打发了，挺好。

钱江晚报：去年你出版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今年有没有酝酿新作？

毕飞宇：我在写作。我是一个写作节奏偏慢的人，你不能指望我一年一本书，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作家，就神经类型来说，我不喜欢快刀斩乱麻，相反，我偏于沉湎，我喜欢这样，在沉湎的状态底下我更舒服一些，精神上是这样，肉体上也是这样。幸亏我是一个作家，如果我是军人，一旦打了败仗我会成为最早的烈士，别人都投降了，我还得想一会儿，这一想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