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舟”之喻

原标题：“水舟”之喻

中国的哲人从“静止的水”的形态中建构了思考法的模型,还从对“水”这种物质的特性与品质的沉思中直接或间接建立起中国的政治法律关系原型。为人熟知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水舟”之喻,是中国政治法律思想中有关统治者与他的人民关系的最早模具。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警句,它告诫治者与被治者应正视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统治者既不能漠视人民的欲求,人民也应服从贤明君王的统治。而能不能重视这样一种关系,是衡量统治者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同理,一种法律若只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不但不会从这种特权中获益,而且还会招致政权危机。“水舟关系”是双方都能获益的一种关系,是中国古典民本思想的重要隐喻。

在中国哲人对水的审视与想象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注意最多的是“静止之水”“流动之水”以及“源头之水”,而且水的不同意象都是由“河水”提供的,很少有对“海水”发生兴致。因为“海水是一种非人性的水,海水缺少可直接为人服务的可敬本原”,相反,“源头之水”却是一种值得称颂的水,因为“河的源头对河的整个流程负有责任并享有它的功德。河的力量源于源头”。荀子钟情的恰恰是这“源头之水”,他对“君”与“法”关系的设定也是以“源头之水”作为本喻的。具体地说,荀子将水的“源头”看作“君”之象征,“流”则是“法”的意象。这一来自“源”与“流”关系的中国法观念是不同于罗马—日耳曼法文化的最关键之点:西方人看来,在终极的意义上,法的合法性是来自一种超验的法则或理性；而在荀子看来,法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有效性与道德律令无关。荀子告诉我们的是,人类习惯怎么做而非应该怎样做,以及法事实上是来自何处而非应该来自何处。至高无上的君主既是法的事实上的创造者,也是为法律权威提供最可靠保障的源泉。

中国古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管子,　除了在“源流”关系上与荀子一样表达他的思想,他还告诫,为了使法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立法者还要充分注意“水”与人之“性”的关系:“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可以说,管子的“本道行法”的形成,也是从水和其他物质的意象中寻找本源的。

管子以及中国法家的“因道全法”的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思想与水的意象直接关联,它本源于水和其他物质。“法”是一套人为的普遍规则,来源于对水之义律和“秩序”的模仿。西方传统把自然科学解释为在世界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而中国的管子和法家仅仅承认像水这样的自然的自发和谐,坚信通过人的努力——“因道全法”,人和自然可以达到一致。而且,在管子与中国的法家看来,存在于自然中的和谐远不是由某些抽象的“自然法则”先定的,而是构成存在过程的那些内在相关要素整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