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作家群像 她们的天真坦然, 即使现代人也很难做到

原标题：民国女作家群像 她们的天真坦然, 即使现代人也很难做到

日期:[2014-11-07] 版次:[B14] 版名:[大道文化副刊·专题] 字体:【大中小】

■民国海报和日历上的女子。

■本版撰文陈思呈(除署名外)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林徽因乃至萧红,作为当时的新女性,她们的人生都充满传奇色彩。但这传奇的背后,又有着多少付出。相比张爱玲、林徽因家境的优越,萧红、丁玲这类来自底层的女作家更不易,当年的女性选择从事写作,比今天的女作家要困难得多。谋生不容易,还背负旧婚姻,她们要打破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才会有那些惊世举动。

中国古代也有少数女作家、诗人,著名的如蔡文姬、李清照,乃至柳如是,但她们的个性意识无法跟民国女作家相提并论。即便是传奇的柳如是,还是要依靠不同的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最终更是成为大家族的牺牲品。而民国女作家勇于冲破旧家庭,冲破旧礼教的桎梏,在婚姻爱情上追求解放和自由,今天的女性恐怕很难理解她们的处境和决绝的勇气。即使在现在看来,她们仍然是超越时代的。

鲁迅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说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醒悟后离家出走,但之后会怎样呢,娜拉可能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认为女性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否则,在生计所迫之下,娜拉难免走上堕落或返回老路。幸运的是,民国女作家们命运虽不同,但都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萧红客死香港,张爱玲在美国公寓里孤独死去,虽然令人唏嘘,但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

【先锋】

张爱玲:

她的目光不会停留于身后的时代,

而是看到永恒的人性

身为民国女子的张爱玲,以此为题材写过一篇《五四遗事》。只是张爱玲一向反高潮,在这个故事中,也不乏令人感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揭露。两个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开始恋爱,“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男主角叫“罗”,已有家室,为了与女主角“密斯范”结婚,他想方设法地休掉了原来的太太。但是这个过程中,密斯范却等不及有了相亲对象,彼此怄气,罗离婚后没娶她,而是娶了染坊王家的王小姐。谁知范与相亲对象没有结成婚,不久后罗又开始了离婚运动,只是这第二次离婚,同情的他的人就很少了,“以前将他当作一个开路先锋,现在却成了个玩弄女性的坏蛋。”

而密斯范呢,也在奋斗,只是她的斗争对象不是具体某个人,或者某个婚姻的事实,而是岁月的侵蚀,以及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而且她是孤军奋斗,因为她的斗争是秘密的,结果若是成功也要让人浑然不觉。

这样艰难的各自战争到最后,两个人终于结婚了,却不是修成正果。张爱玲显出了她反高潮的绝技,密斯范全然失去了一个知识女性原有的那点魅力:“没有牌局的时候,她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

更反高潮的是结局,在亲戚人们的撮合下,罗竟然又与前面两任前妻复合了,现在是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却各有异心。“现在他总算熬到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

张爱玲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她写这些以五四为背景的故事,仍然能写出超越时代之处。她的目光不会停留于身后的时代,而是看到永恒的人性。即使这篇命名为“五四遗事”的有着明显时代色彩的小说。密斯范和罗的故事,她们之间对于自己感情的过高估计,对于现实力量的苟且,种种微妙的处境,都不仅仅是民国的,而是即使放在今天,仍不为我们陌生。包括他们的结局。张爱玲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唯陈言之务去,她永远不说陈词滥调,思想不为陈规所限制。

所以女作家闫红在她最近的一本有关张爱玲的评传中的序言这么写:“我想象中的民国女子,就该是这样,像她那张照片,扬眉,孤高,以血肉之躯去迎向风起云涌,即便有伤痛,也不会向外界,向有怯懦的陈词滥调求援。她的所有说法,都是从自己的内心生长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也是超越时代的。”

【自由】

杨绛:

她外柔内刚,

很多选择和拒绝都可见大勇

杨绛十六岁那年,北伐战争胜利。当时他父亲补塘先生跟尚为高中学生的杨绛讲述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作为一个花季年华的少女,杨绛只能简单明白,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得有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政府作为保障才能救国。但当时革命风潮正盛,学校经常会组织一些学生站在街上宣传,杨绛不想参加这种不明所以的宣传。她认为宣传的结果往往是吸引一些轻薄的男人,比如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就请女生学第二天去留园宣传,其实是游园去了,女学生的革命宣传就是这么变味的——但是她很难开口拒绝,想找家长作挡箭牌。

补塘先生不愿意成为她的挡箭牌。他告诉杨绛,清楚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应该自己拒绝,他告诉杨绛林肯有一句名言叫“ 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

为了说服杨绛,他还告诉杨绛自己的经历,他在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辫帅”张勋不知打败哪位军阀进京,江苏省的一些士绅们也随大流联名登报以示欢迎。补塘先生无意中在欢迎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怒不可遏,后来知道这是下属擅自替自己干的,他一定要登报声明。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态度十分激烈。

父亲这则故事对杨绛有长久的影响,在杨绛一生,沉静、温和的气质里一直存在“敢于说不”的清坚和绝决。她外柔内刚,对很多事物的选择和拒绝都可见其大勇。比如解放后她随钱钟书到清华任教,是兼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于是她从不开学习会——家庭妇女的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没有专职。她热爱这份自由,自称这就是一件“隐身衣”。她说最想要的仙家法宝就是“隐身衣”,但其实,“如果不想干世间所不容许的事,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唯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有人企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曳尾涂中。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社会可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