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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上海记者入蜀记(上)


来源:南方都市报

1933年8月25日,四川的叠溪海子大地震,全国报纸很久以后才有少量报道。《申报》、《大公报》关注的重心则是黄河发大水与四川“赤祸”。这说明四川偏僻且非媒体关注的中心,因此这么大的灾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救助。但正是在“赤祸”持续发酵,引致全国民众关注的情形下,近现代以来才第一次有新闻记者组团入蜀采访。也在这次入蜀采访活动中,中央社特派员陈友琴到了灌县(今都江堰),才知道去年所发生叠溪大地震惨剧及其次生灾难,并在其采访回来后写成的《川游漫记》一书中用一两页篇幅对此加以记述。

原标题:1934年上海记者入蜀记(上)

陈友琴的《川 游 漫 记》初版,正中书局出版。

《川游漫记》中“成渝道上”一节。

《川游漫记》中“成渝道上”一节。

陈离将军。

陈离将军。

本版资料图片

□冉云飞

1933年8月25日,四川的叠溪海子大地震,全国报纸很久以后才有少量报道。《申报》、《大公报》关注的重心则是黄河发大水与四川“赤祸”。这说明四川偏僻且非媒体关注的中心,因此这么大的灾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救助。但正是在“赤祸”持续发酵,引致全国民众关注的情形下,近现代以来才第一次有新闻记者组团入蜀采访。也在这次入蜀采访活动中,中央社特派员陈友琴到了灌县(今都江堰),才知道去年所发生叠溪大地震惨剧及其次生灾难,并在其采访回来后写成的《川游漫记》一书中用一两页篇幅对此加以记述。

风俗落差中的不可思议

1934年1月6日,《申报》顾执中、《新闻报》的章先梅与陆诒、国闻社的唐惠平、中央社特派员陈友琴一行五人从上海坐民生公司永年轮开始入蜀之旅。10日到达武汉后,汉口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的刘斯达亦加入这个采访团队。此团队六人到成都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陆诒、唐惠平等人由成都到雅安,再经乐山,然后沿江下重庆,一路则由陈友琴、刘斯达等由成都赴剑阁、广元,然后再由阆中转重庆。团队议定在重庆汇合后一同出川。

从上海出发,到了武汉,陈友琴发现,“日租界站岗警士多为华人,电线杆系铁制空心架,与沪上用木料者不同。……经过南鼓楼,而至抱冰堂,堂中供张之洞神位,傍另一建筑,为心旷茶室,亦高悬之洞遗像”(陈友琴《川游漫记》,下同)。张之洞与湖北近现代之关系自不待言,因此鄂人怀其人而悬其像,是自然而朴素的感情。

由宜昌而上快至巫山时,“既上清(新)滩,又数里,山中有村镇,矗立一白塔,闻为纪念第一次开通入川航线之老蜀通英籍船主者”。这位蜀通轮的英籍船主,并不是真正的船主,因为蜀通轮是第一艘华人所拥有的船只,在小说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里早有描绘,后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1914年第一出川也是乘坐蜀通轮出三峡的。船主是四川人对船长的称呼,这位被蜀通轮聘为船长的英人名叫蒲兰田,1915年他聘为长江上游巡工司之职,主持制定《川江航行章程》,并撰写中英文的《川江航行指南》,创立峡江中第一座标杆信号、警号标志,第一批水上浮标,设置各种航标近百个,办信号员培训班,改变了原来靠看岩看水,摇旗击鼓等导航的原始做法,使峡江轮船出事率大为降低。这纪念碑就是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川江航运界的人士捐资建设的。

在《成渝道上》一节,陈友琴特别提到:“隆昌出产白猪鬃,销行中外,隆昌、荣昌多广东籍民,盖为清初移入者,习惯言语,仍袭粤风,女子不缠足,亦特征之一也。”四川自己未必如此敏感,倒是外人能一下就直感处风俗之异,这当然是风俗文化落差使然。

记者团游及新都,陈友琴写道:“新都产米及烟叶(淡巴菰),成都市上有土制多量之雪茄烟,味美而钱贱(铜元六枚一支),即新都与金堂之产品也。”有些东西不像雪茄那样在通都大衢习见,四川俗称不能为安徽非农村人陈友琴非所理解。3月9日到达广元至阆中之间的伏公铺,“土人全恃红绕(即山芋)为生,近日来虽红烧亦绝,饿死者日必数起。”红薯有地瓜、山芋等区域性别名,四川人呼之曰为红苕,可能陈友琴不知晓,错写成红烧。

到了川北广元,让记者觉得不可思议之处亦不少。广元是武则天的故乡,在其东门内传有一凹地形,被人们形容为美女害羞处,是武则天之所以发达的风水。故东门从来高门深锁,俗传谓若打开,即淫风大炽。记者们想一探究竟,虽然士兵在此把守做形式,但旁边的门墙早有打穿可供进出处,搞笑已至于斯。

川人特别是川军嗜鸦片烟,故广元祭土地庙亦有鸦片,寺庙菩萨“其口上莫不涂满生鸦片膏”。广元冬天更有厉害的公母风,飞沙走石,凶猛异常。公风来时势犹可挡,母风来时则锐不可挡,民众则关门闭户以应之。将风分公母,凸显了川人性格中幽默的一面。

盛情接待与不期而遇

记者团一路采访,沿途自然有很多人招待,重庆的媒体同行席设永年春,自贡盐商、盐业提款赴盛宴,陪同记者团的川江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在成都著名的聚丰园宴请记者吃烧鸭,刘督办湘宴于姑姑筵等,都使记者团颇感盛情。但到了剑阁、昭化、广元、苍溪、阆中、南部等地方,民众吃得之差,甚至有吃白泥者,他们的行旅采访自然很感不便,才深感这完全是两个四川。到达内江时,内江县长罗玺借中国银行客厅宴请记者团一行,席间有珍品蔗饭,陈友琴闻所未闻。蔗饭本身无味,食法像制银耳、燕窝羹一样。“唯据谈此物极稀有,食之可以疗肺疾,产于糖厂中榨糖汁之机括间,糖榨上不幸而产此物,则榨中之糖汁全失甜味,故糖厂主人最忌之,因其能吸甜汁也。但吸尽甜汁后之蔗饭,其味反极淡,斯足为异耳。因产量极少,故价值极大,市中绝无卖者,今偶得尝此,亦异类也。”记者来探访民生问题,反接受如此高档宴请,宾主双方都不觉此举有什么问题,大概也是“国情”使然罢。

最戏剧性的一幕,是陈友琴一行三人在剑门关突遇自称“大走客”的青年画家吴一峰(1907-1998)。“关口值一人,芒其鞋,裹其腿,短服科头,俨然一彪形大汉也。突阻吾人去路,大声询吾人是否来自沪上者。众为惊愕。继而伊自报其名,乃知为画家吴一峰,亦为苏人,曾肄业上海美专,现任川大美术教授,方自昭化来也。伊读报,悉吾人来川,今在此问值多数着西服者,故揣知必为来自沪上者。相与握手言欢,宛若故旧。吴君好探幽寻胜,曾在川步行数千里,不借力车马。夜同寓剑门驿。……次日与吴君同往关口看雾中山,九时别,乃背道而驰。盖伊自昭化来,将返成都,吾人正拟向昭化进发也。”吴一峰的打扮,以及其突阻他人之路的行为,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他的率真有趣。

自称“大走客”的吴一峰,被画家同行称为画家中的“徐霞客”(他曾以《徐霞客游记》作蓝本行走云南而写生)。他用脚走,用眼观,用笔画,来丰富与实践自己的艺术生涯。吴一峰1932年随其师黄宾虹入川讲学,遂迷行巴蜀、云贵山川,他的《岷山胜概》、《剑门行旅图》、《巫峡避难图》、《夔门风雨》、《嘉陵山色》、《黔灵夕照》、《点苍胜集》等在艺术表现力上都很精彩。陈友琴所记两点非事实,吴一峰乃浙江平湖人,其实亦未在川大教书,川大那时并无艺术系。1949年后,吴一峰当然不能随意游走,有段时间连吃饭都成问题。1958年因建议成立“四川国画院”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崇庆县大炼钢铁,与流沙河一起为高炉伐木锯材作燃料。两人还作《锯柴联句》:“烟如迷雾催人泪,砭骨寒风夜夜来。(吴)斧影刀光锯声里,大柴纷纷变小柴。(流)”

军阀也有德政

近现代四川军阀恶名昭著,人数之多,币制之淆乱,互相征伐持续时间(1918-1935)之长,均创下纪录。其间大小战事达477场之众,防区预征税额远达90年以后之久,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

军阀虽有恶名,但是当地盘稳定后,他也知道要休养生息,才能使自己的税收持久,政局稳定。故此,一些四川军阀也在其智囊的襄助下,玩起了不少新政。虽然少不了面子工程,但不能说民众毫无实惠可得。毕竟是军阀,一是竞争之需,二是创造力缺乏,所以他们的新政一般说来都是雷同的三板斧:建学校、修公路、辟公园。修公路以利民物相通,当然也便于行军。建公园可增民众公共生活空间,亦是驻防者的面子之所系。建学校则为自己培植人才,民众亦有沾濡,收政惠于民的口碑。

“二月十九日晨由成都出发北上,是时适二十八军有戍区十三县考察团之组织,与本团三人合并往川北进发,共得长途汽车一辆,人多至二十六人,车中拥挤不堪。”陈友琴等人到达新都县后,于县政府休息并由县长胡恭叔宴请两团体午饭。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亦四川老牌军阀,精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从其组织“考察团”来看,自有宣传谕扬之意。二十八军戍区十三县有两个县的“新政”非常著名,一是新都,二是广汉,皆为邓锡候二十八军之独立师师长陈离(1892-1977)经营。“下午值二十八军独立师参谋长陈谷生自新者赴广汉,蒙招本团三人与同车,座位始稍舒适”。陈谷生是陈离的二弟,自然乐意让记者团去看其兄之功劳,“广汉治绩颇著,公园马路电灯及平民工厂等均备,尤注意于救济事业,闻独立师师长陈离(字静珊)之功为多。”

陈离是四川安岳人,毕业于四川军官学堂,深得邓锡候赏识,是邓之心腹爱将。抗战爆发后,陈离以一二七师师长之职,在二十二军集团军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邓锡候的带领下奔赴前线。四川军阀除了抗战时有较好的战绩,知晓民族大义外,似乎比别地军阀更多现实主义色彩,长期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押宝。1949鼎革之时,刘文辉、邓锡候、陈离之起义,也算是其来有自。

上海记者团到了广汉,也受到善于宣传陈离辖区的县长罗乃璠之款待。罗乃璠带陈友琴等人到广汉公园参观,“公园修自民国十四年,系辟文庙前之地亩为之,广大远过桂湖公园,茶馆、网球场、寄宿舍、演讲厅、书报室、体育馆一一俱全,并罗致古铜、铁、石器多种。”面对新都与广汉的“新政”,陈友琴不吝赞美之辞,这在《川游漫记》中极其罕见的。“总之新都与广汉两县,在地理上、政绩上,均足为川中优越之区,而广汉尤胜。广汉男女教育,亦尚发达,有男初中女师范学校各一所。……至于广汉政治,颇收军政合作之效,据该县第五次行政会议纪录所载,关于公安、财政、建设、实业、教育、自治、救济、司法、行政及团务方面之兴革甚多,吾人所曾参观之第一、第二平民工厂,及地方医院等,亦可见一斑。闻尚有孤儿院(附育婴事务)、残疾所(附盲哑学校)、劳工旅舍,惜以时间不许可,未能一一参观,殊属憾事。”

陈友琴一行再北上,经昭化到广元,在此见到了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中央特派员王芗亭、四川剿匪安川委员会第一路剿匪视察长彭植先等,后二者当然相当于中央的监军。同时也见到了广汉新政的实施者、独立师师长兼第一路前敌副指挥官陈离。有“新政”的观感垫底,加上陈离的谈吐,对他的好感持续增加。“陈师长离、唐县长怀光及建设局长况鸿儒先后来谈。陈离师长恂恂似儒生,现代书披阅颇多,思想见解,与寻常军人迥然不侔”……

在此次入蜀采访的过程中,蜀地还有什么让上海记者团惊诧莫名的?请关注《1934年上海记者入蜀记(下)》。

◎冉云飞,青年学者,作家,著有《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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